巴金：“忏悔”
一 昨日当我年少时(3)

    1912年春，大哥尧枚进了中学，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封建大家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大哥李尧枚，“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学会了镖客“全套本领”。1916年以头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受到弟弟妹妹们的祝贺和景仰。他喜欢化学，有志于投考上海或北京的名校，再赴德国去深造。然而父亲用拈阄的方法，让长子与一位叫张和卿的姑娘订婚，不久就给他们办了婚事。婚后两三个月，父亲为他在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找了一份差事，月薪二十四银元。尧枚的前程就这么被断送了。

    一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中学，有志于投考大学化学系的人，未必会理财。为了振兴家业，他辞去公司里的差事，用卖田的钱去做投机生意。到头来“养命根源化成了水”。祸不单行，一夜他神经病发作，把所剩贴现的票子扯成碎纸，弃于纸篓内。及至他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产了。他终于走上了绝路。

    其实，像李尧枚这样的悲剧，古今中外俯拾即是。1985年我在东京读了日本报纸上的一条报道，马上联想到巴金的这位大哥。日本筑波科学城的一个颇有业绩的科学家，只因为继承了一份企业，从此被卷进纠纷，最后破产，引咎自杀。

    难能可贵的是，巴金以尧枚为原型塑造了觉新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故事以他和觉民、觉慧、梅、琴、鸣凤等为中心展开，作者感情充沛，文思敏捷，在青年读者当中引起巨大反响。

    抗战八年，最后的三年我在沦陷了的北平读初三、高一、高二。每逢上国语课，教语文的张先生就丢开课本，激昂慷慨地讲鲁迅的《阿Q正传》，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她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与《家》、《春》、《秋》的主题：反封建——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控诉，并进而否定大家庭制度联系起来。

    仿佛是为刚刚二十岁的继承人办完终身大事就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李道河于1917年春撒手人寰。同年6月，他的遗腹子才出生，那就是几十年来与巴金最接近的李济生(大排行十七)。

    李道河之死导致这个大家庭第一次分家。李尧枚是长房长孙，除了父亲做县令时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

    祖父不赞成尧枚的两个弟弟进学校读书，所以尧林和巴金白天在私塾学习古典文学，晚上香表哥(濮季云)到李家来教他们英文和其他知识。巴金十五岁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出版的进步报刊传入成都。大哥买回《新潮》等新书报，和弟弟们一道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1920年2月祖父去世。8月，尧林和巴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当年冬天，一个朋友送给了巴金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告少年书》。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用生物学的知识来解释无政府主义，向读者分析了世界上贫富不均的罪恶现象，煽动青少年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投身到社会主义行列中去。读罢，少年巴金的心灵受到震撼：“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我的幼年》)

    陈思和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详细地介绍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针对巴金在1979年回答一位研究者的提问时所说的“均社没有正式成立过，只是由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翻印了一本小册子，发表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是由一位姓袁的青年仿照重庆‘适社’宣言写成的。……我一生都没有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陈思和指出：“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从未有过严密的组织……有没有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并不是甄别一个人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从巴金早年在成都的这些活动看，说他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员，并不过分。”

    巴金的活动包括写文章，办刊物，散发传单。1921年的五一节散发传单，是巴金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惟一的一次实际行动。

    1923年4月，已经在成都外专读了两年半书的尧林和巴金得悉，由于没有中学文凭，因而不能领毕业证书。尧林就想出了赴上海读书的主意。大哥巴望振兴家业，积极支持两个弟弟。哥儿仨一道说服了二叔和继母，于是5月上旬，尧林和巴金与亲人作别，乘船驶离了家乡。当时巴金还不到十八岁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