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韦尔自传》 第四部分
重新掌握我的生活(5)

    我抵达时，场面就好像每一个有资格的经纪人都参加了，整个场地挤满了人。人们过来与我握手，许多人请我以后继续来参加聚会。在人群中演讲时，当我讲到我的事业给了我巨大的成功以及这次聚会将是我最后一次尽情狂欢时，我哽咽地哭了。我突然想到，我正好在开始的地方结束：与一群正好是经纪人的朋友们在一起。

    不再是CEO的最初几周，我感到无措和失去方向。查克几乎立即决定让他的高层管理人员与我保持距离，他将他和他的团队的办公室搬到我的下一层。所有人都搬离，让我一个人留下来，而且只能与他们有很少的接触，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一直喜欢在楼层里转，意外地造访我的管理人员。现在，我觉得刻意走到楼下和他们交谈不合适。我继续每星期去办公室四天，但在工作了那么久和强度那么大之后很难适应新的节奏。不过，我还是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我忙于慈善事务，查克和鲍勃也主动在每个星期三的午餐时间向我汇报情况。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左右，我感觉相对不错。琼妮和我在我们的新船上度过了很多时间，这是一艘150英尺长的漂亮的意大利船，我们还款待朋友并与儿女及孙子们一起度假。我享受着不必为公司担心的感觉，在星期天的晚上也能安睡，而不用想下一个星期的计划。我享受着放松和阅读的自在。50年来，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快乐。同时，我开始钻研我最喜欢的非营利机构。

    我对它们的兴趣比以往更强烈。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我们在医学研究和未来医疗服务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在全世界，尤其像卡塔尔和坦桑尼亚这样的地方，推动教育取得的成就让我十分鼓舞。

    我们与卡塔尔埃米尔及艾米尔夫人合作，在多哈建立了第一所在美国以外的美国标准的医学院。每年，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50多名学生将从这里毕业，全部达到康奈尔大学严格的学术标准。在中东以及伊拉克战争的阴影下开办这所学校是很受当地人欢迎的，因为在那个复杂而使人丧失勇气的时期，我们正在为这一地区做它所遇到的极少的积极的事之一。

    2004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坦桑尼亚，因为我与一位献身于这里的天主教传教士相熟，彼得·勒耶克（Peter LeJacq）神父。神父是医学院的校友，一生致力于改善这个东非国家的生活质量。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和花旗集团基金人员的陪同下，琼妮和我走访了坦桑尼亚，考察该国第二大城市的一家合作医院。我们之前了解过情况，但仍然对坦桑尼亚的医疗系统感到吃惊。20年来，该国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

    开车去医院的途中，我们看到许多穿军装的可爱的孩子光着脚走向学校。琼妮悲叹这些孩子中的许多将无法享受应该享受的完整生命。可怕的死亡率上升趋势显示出世界上大量人口面临的医疗危机的严重性。由于勒耶克神父的介绍，韦尔康奈尔医学院（部分得到花旗集团基金的支持）同意为该国培养医生，并致力于其医疗水平的提高。

    在国内，韦尔康奈尔医学院则努力成为美国医疗和临床研究的领导者。当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和卫理工会医院（Baylor and Methodist）结束合伙关系时，我们迅速行动，建立合作医院，使韦尔康奈尔医学院能够在全国范围提供顶尖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担任监管委员会主席十多年，我已经爱上了与超凡的专家和捐赠者合作，推动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这一经历是最令我有满足感的经历之一。

    通过教育赋予人们力量是琼妮和我参与的慈善机构的统一主题。卡内基音乐厅赋予我对音乐的激情，但我对它的音乐教育计划最感兴趣。自我在70岁生日时创立了音乐教育捐赠基金以来，就非常关心它的发展。我认为音乐是一种通用的语言，能够联系不同的文化，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例如，2005年5月，我们从四个阿拉伯国家邀请了文化部长，向他们展示卡内基音乐厅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以及他们能如何改善管理。

    同样，国家学术基金在探索更好的教育模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我退休以来，我一直把国家学术基金的重点放在小型教学区以及指导关系的建立上，从而使国家学术基金成为高中教育系统改革的模范。现有的高中教育通常是美国还主要是农业经济时设计的教育方式，当时学生的高辍学率不被当作大问题。但与那时不同，现在，只有很少的工作提供给缺乏技能的劳动者。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受到与当代经济匹配的教育，从而让他们创造有价值的生活。我希望国家学术基金能够弥补这一空白。

    这些机构为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兴奋和目标，同时，我还获得了与国外政府和领导人合作的机会。私人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容易就与重要政治家建立了关系，这让我自己也很吃惊。比如，2005年，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了友谊，这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也是西方必须持续打交道的人。我主动提出安排十位美国公司的CEO与他见面，讨论在他的国家投资的机会，这位俄罗斯领导人高兴地接受了。我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及土耳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为花旗集团带来了机会。

    我退休之后，对交接十分满意，过程很顺利，管理人员也没有流失。但偶尔，我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查克和鲍勃逐渐不再经常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努力不干预他们，也明白只有我表现得像“成年人”并让他们掌管公司，管理层的更替才会成功。

    2004年，查克必须处理世通公司投资者对花旗集团提起的民事诉讼和其他影响公司声誉的问题。在考虑世通诉讼的和解问题时，查克必须决定是否为这些诉讼提取准备，并确认50亿美元的税后费用。我最初很难接受和解条款，因为金额太大了，而且公司里谁也不认为我们有欺诈行为。但是，我知道公司应该赶快摆脱这一问题，担心如果花旗集团打这场官司并输了的话，会面临无法接受的财务成本。这一次，我违反不干预原则，督促查克接受和解。查克做出了正确决定。其他银行坚持了一阵，最后还是妥协了，不得不接受更沉重的和解条款。

    2005年7月，鲍勃·维拉姆斯塔德决定离开公司，在别处寻求CEO职位。公司已经出现了几个月的支出压力，这或许增加了查克和鲍勃之间的摩擦。我的两个培养对象没有找到更为持久的合作方式，这让我十分伤心。消费者银行主管玛吉·马格纳很快决定退休，因为她与鲍勃的关系很紧密。查克向我征求对这些管理人员变动的意见，我对他提供了我的支持。

    为了实现顺利的交接，我做了很大的努力。虽然他们离开了，但我知道对一家大公司来说，我们的交接仍然是非常成功的。我很感谢鲍勃留任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同时，我萌生了建立一家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想法，为此我在几个月前放弃了董事会主席职位。我挣扎于一个想法，那就是重新掌管一家公司会是刺激而令人安慰的。我不愿意在退休后完全放弃工作，担心如果不找到某种更深入参与工作的方式，我的大脑会变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