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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晚上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因为它证明我仍然享有人们的尊重。前一年饱受斯皮策的折磨之后，我曾怀疑我的声誉是否会永远蒙上阴影；现在我知道不会。那么多杰出人士毫不吝啬的为我致词，这一点意义重大，激起了我失去很久的乐观。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或许我现在应该功成身退，这个晚上促使我认真计划继任问题。
要理解我退休计划的最初起因，就必须了解约翰·里德2000年初离开后发生的一些事。当时，花旗集团董事会组建了一个继任委员会，由四名成员组成。我当时强烈感觉不应为我的退休设定固定的时间表，董事会同意把这件事先放缓一年，好帮助公司稳定下来。根据最初的计划，我要在约翰·里德离开两年之内发布继任公告。在几个月里，我与继任委员会讨论了几个公司内部的人选，但我并不急于做决定。但2001年初，我开始更紧张这个问题。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感到花旗集团终于走上正轨。继任委员会成员之一，倍受尊敬也任期最长的董事弗兰克·托马斯，也提醒我董事会非常看重最初的时间表。他用独特的优雅而含蓄的方式提醒我把握住继任问题。花旗集团内部有许多有才华的管理人员，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合适的候选人。2002年初，我最优先考虑的是迈克·卡彭特和鲍勃·维拉姆斯塔德，他们掌管着我们最大的两个业务部门。但他们都不能打动董事会。
我们也考虑过德瑞克·摩根和汤姆·琼斯，他们分别掌管国际部和资产管理部，但两个人都没有吸引我们太久。董事会也经常提到从公司外部找人，但我强烈反对，竭尽全力打消他们这一的想法。我认为找花旗集团以外的人简直是失败的象征。我们基本上在所有业务领域领先，如果公司内部居然找不到业内最棒的管理人员，那将是令人费解的。
我还担心如果我们请一个外部人，很有可能失去许多好员工。我们的大部分管理人员已经相当富有，如果他们不满意，就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留下来。我反复举通用电气的例子，这家公司就没有处理好其颇受欢迎的CEO杰克·韦尔奇的继任问题。通用电气宣布继任方案之后，该公司的两名顶层领导人转向了待遇更好的公司。这是我最不愿意在花旗集团看到的。
不过，寻找外部管理人员的想法从未彻底消失过。有一次，有人提议聘请迪克·科瓦切维奇（Dick Kovacevich），他是富国银行（Wells Fargo）颇为成功的首席财务官，曾经是花旗公司的零售银行家。我连忙指出鲍勃·维拉姆斯塔德掌管的业务比主要从事零售业务的富国银行大而且成功。更有甚者，一些董事让我觉得杰米·迪蒙似乎试探过回到公司。杰米已经成为迅速扩张的中西部零售银行第一银行的CEO，一些董事大概认为我们可以要么通过单独聘用要么通过与第一银行合并请来杰米。但我坚决反对考虑杰米，提醒继任委员会，很久以前他就破釜沉舟了。就我所知，这一想法从未进入实质阶段。
2002年底，我们一达成统一监管和解，我就开始进一步加快步伐。早在监管问题出现以前我就厌烦了那些日常事务，现在尤其想彻底改变我的生活。虽然我过去喜欢扎在工作中，但现在少了那种了解公司一切的热情。某种程度上讲，对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的学习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兴奋，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下的新的公司治理规则似乎会使官僚主义需要超过这一行业的有趣性。我无法想象心不在焉地工作，这绝不是我的性格。
我希望利润恢复增长的势头和股价的表现能使我一从监管问题中摆脱出来就能以高姿态宣布辞职。随着我70岁生日的临近，花旗集团的股价已经回到监管调查前的水平。我也很感激董事会，整个监管调查中，董事们都支持我。做决定的时间到了，我全心加入继任委员会，帮他们找出合适的方案。
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没有明显的方案，而且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比如，迈克·卡彭特的退休使他退出竞争，查克·普林斯则由于他在整个充满压力的一年的出色表现而支持率大增。他通过掌管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证明了他是一个学习很快的人，并赢得了部下的尊敬。
2003年头几个星期，继任委员会和整个董事会继续考虑各个人选。不幸的是，《华尔街日报》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它在3月初刊登了一篇报道，详述了董事会的讨论。这篇文章提到了具体的人选，甚至指出一些董事赞成请回杰米·迪蒙。文章明显来自董事会的消息泄露，我对如此敏感的事情被大众消遣感到很愤怒。当然，这篇报道使花旗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紧张起来，大部分人都不禁考虑如何适应这个突然加速的继任过程。
经过了与监管者的周旋之后，我只想要一份和平和稳定，《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却带来了另一个麻烦。为了安抚所有人，我召集了管理团队，告诉他们，在董事会的首肯下，我计划继续留任两年，目前还没有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在继任讨论中胜出。我们的公共关系部门故意把我说的话透露给媒体，好减轻外部关于我将很快离任的猜测的破坏性影响。
2003年春，关于我的接班人的讨论开始升温，我们正式把人选缩小到查克·普林斯和鲍勃·维拉姆斯塔德之间。鲍勃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鲍勃了解消费业务的里里外外，并确保了花期集团的这个增长引擎从不减速。他身材高大，镇定而充满智慧，不动声色的自信气质感染着他的部下。同时，查克比其他人都了解我的思维过程，多年来与我一起处理公司层面的问题，这使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他与我们的监管者关系非常好，非常了解新监管时代的要求。他也是一个学习非常快的人。
在许多方面，查克和鲍勃的优缺点是互补的。鲍勃多年来已经证明了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对消费业务有彻底的了解，但他缺乏对花旗集团全部业务的经验。查克则对公司有全面地了解，但实际上对具体业务只负责了几个月。如果我真的要退休，我必须找到一个包括这两个人的方案。有一刻，我甚至有了联合CEO的想法，但董事会立即把它枪毙了。在看到约翰和我互相对着干之后，现在的董事会决不愿再接受联合执政方案。
第二个季度即将结束时，我认识到做选择的时间到了，决定让查克做接班人。他从我们认识以来就一直表现出忠诚和智慧，在与监管者进行折磨人的周旋时一直在我身边，又迅速掌握了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的复杂业务。作为多年的首席律师，查克还参与了公司的大部分重要决策。这些都是使天平向他倾斜的重要优势。
但是，为了让这一安排奏效，我还必须说服鲍勃留下来担任总裁，并与他的长期伙伴紧密合作。我还想继续担任几年董事会主席。我害怕突然退休，把留任董事会主席当作帮助我平稳过渡到下一阶段生活的安乐毯。我还想，许多投资者和员工也会因为我不过分匆忙地退出而感到安心。
我征求继任委员会的意见，得到积极的回答。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准备好实施这一方案。相反，我告诉委员会，我想在6月的休假中仔细考虑。那个夏天，琼妮和我先到柏林，花旗集团在当地的安排我会见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总理。我还应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的邀请安排了与他共进晚餐。晚餐中，阿克曼让我大吃一惊地提出与花旗集团合并，说这对德国和我们两家公司都有好处。震惊之余，我立即对这一想法产生兴趣，因为它能使我们的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获得领先的竞争力，将没人能撼动我们的地位。
毫无疑问，合并将带来巨大的成本节约，并立即增加我们的每股盈余。将业务延伸至欧元标价的资产是一个不错的注意，而且我感觉股市泡沫破裂之后，德意志银行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为了刺激阿克曼，我指出花旗银行或许会将欧洲总部从伦敦迁至法兰克福，我们应该让双方管理层会面，详细讨论合并问题。
同一天晚上，我与施罗德总理在他的府邸进行了第一次友好会面。我们一见如故，谈到很晚，品尝了一瓶这位德国领导人最喜欢的酒，那是一瓶非常棒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兴味相投。或许因为我们都出身卑微和喜欢建立公共机构。最后，我不禁想，如果我们要与德意志银行合并的话，或许能得到他的同意。
在柏林度过那个奇妙的夜晚之后，琼妮和我继续去法国南部度假，我们详细讨论了我的退休计划。虽然与德意志银行合并很合我对大型增值收购的胃口，但我知道永远会有“下一次收购”，如果我屈服于“合并冲动”，就永远无法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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