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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我与约翰·里德的关系已经急剧冷却。我们都退回各自的领地。我们的一些同事后来这样描述我们在会议中的身体语言：约翰讲话时我的眼睛经常四处乱转，我讲话时约翰会用毛衣袖子挡住他的脸，掩饰他的皱眉。现在，这些事令我感到多少有些好笑，但重要的是约翰和我从来没有以无理的方式对待对方。真正的问题来自我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信念。我们逐渐放弃了对方。
虽然我对约翰与董事会讨论继任问题很生气，但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不过，一次与鲍勃·利普的谈话很快刺激我采取行动。琼妮和我习惯在阿迪朗达克斯与一群朋友一起庆祝新年，决定为新千年举行一次特别庆祝。那个周末下着很大的雪，每个人都享受着节日。最后一天，鲍勃要求与我私下谈话，听完他的话之后，我庆祝的心情陡然消失了。“桑迪，这不再是玩笑了，”他说。“我不能忍受里德，因为他，我不能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做事。我想我该离开了。”
虽然鲍勃以前也曾威胁离开，但这一次我尤其看重。他的话提出了一个直接而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不能保住我最好的管理人员，这会为我的管理能力做怎样的注解？“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我回答。为了安抚他，我又说：“请给我六个月时间，看看我们能否做出一些改善。如果我不能让事情达到你的要求，你可以离开，我会和你一起走。”
这番话使鲍勃平息下来，他答应我不会突然辞职。我后来告诉查克·普林斯我们的对话时，他警告我不应该把我的命运与鲍勃结合的这么紧，因为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道路。我没有理会这一反馈，而是强调约翰损害了管理团队的凝聚力。
我们的计划小组按计划应该在2月初在亚利桑那进行年度战略审阅，我不动声色地安排会议日程，鼓励我们的管理人员对最高管理层的不和谐畅所欲言。我设定了会议需要做成的三件事。第一，我想让利普详细描绘公司的长期愿景，陈述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年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驳倒里德对鲍勃缺乏长期视角的指责。第二，我希望确定我们的管理人员愿意公开他们的失望，由大家分担。为此，我特地加了一项名为“如何更好地管理公司”的议程，并提前拜访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鼓励他们说出想法。“不管有什么感想，说出来，”我恳求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正是说出来的时候，好让我们解决它们。”
最后，我要争取鲍勃·鲁宾的支持。在我们每周的主席办公室会议上，鲍勃可以看出约翰和我之间的明显对立。现在我想让他亲耳听到联合CEO问题如何伤害着我们的团队。虽然我不知道会议的结果将是如何，但我会不时鼓励我的团队成员互相质问，来解决尤其棘手的问题。让人们敞开心扉是很困难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但我也相信它能够暴露隐藏的问题，并最终达到疏导的目的。
2月9日，计划小组聚集在斯科特斯德的大圆石酒店，举行两个重要会议中的第一个。为了实行我的计划，鲍勃·利普就花旗集团的长期挑战和机遇做了精彩演讲。他描述了消费业务很有可能在未来五年从40亿美元增长到150亿美元，同时公司员工将翻一倍的前景。他指出，花旗集团在十年内将拥有数十万名员工，并对我们管理这样规模的公司所面临的管理挑战进行了详细思考。演讲使鲍勃看上去像一个愿景家和领导者，与我的设想完全吻合。而且，它自然地提出了我们必须如何重组管理层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讨论关键的管理挑战问题，大家轮流发言，所有同事都能表达他们的想法。维克托·梅尼泽斯出人意料地定下了讨论的基调。他是花旗公司的老管理人员，通常措辞非常小心，简直达到政治发言的谨慎，而这一次他的发言有了不寻常的坦白。“联合CEO的模式很难掌握，”他指出。“告诉我们要爬那座山，我们会做到，但只有在我们只有一颗用于设置罗盘的北极星时，我们才能成功。”维克托知道选出一位CEO意味着约翰·里德可能失败，因为管理团队现在已经向旅行者一边倾斜。他提出选出单一的领导人意味着约翰失去了他最重要的门徒之一的支持。
其他一些管理人员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就像我所希望的，会议室很快充斥着一片抱怨声。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抱怨约翰和我没有行使CEO的职能，并且阻碍了他们行使职能。就连一贯不愿惹事的消费金融主管鲍勃·维拉姆斯塔德也加入了抱怨。“决策太缓慢了，我经常感到被拉向不同的方向。这样不行，”他说。其他人的抱怨不像他的令人吃惊，但大部分人都知道鲍勃是一个处事不惊的管理人员，通常与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包括约翰）。他表达不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整个会议期间约翰都由于震惊而一言不发，我则敦促大家不断说出想法。约翰大概对这种不受拘束的会议感到打击。以他的性格来看，我肯定他对人们抛弃通常的公司礼仪和在别人面前如此坦白地发言感到不适。但我认为他和鲁宾都必须听一听集体的意见。我受够了人们只是向我抱怨和倾诉，认为这种嘈杂的会议方式能够逼迫我们改变现状。最后，我们的管理人员的意见已经非常明确和突出了，约翰和我承诺给予答复。
星期天回到纽约时，我不知道约翰和我将如何解决我们之间出问题的关系，尽管我模模糊糊知道了解了真相的鲍勃·鲁宾或许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几天后，我在一次几名管理人员参加的活动上受到格林威治图书馆的嘉奖，我们的首席财务官海蒂·米勒也去了。之后，我飞往阿迪朗达克斯，希望好好度过周末，但第二天早上就接到海蒂的电话，说她要辞职，去加入当时还前途不明的电子商务公司价格在线（Priceline）。
作为首席财务官，海蒂在约翰和我的拉扯下左右摇摆，我了解她的强烈挫败感。不过，我对她所选择的通知离开的冷漠方式很生气，尤其在我那样提拔她之后。更令人心烦的是，她的离开对花旗集团的舆论影响不好，也证明了必须在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流失之前彻底解决联合CEO问题。海蒂的离去是我们能承受的最后一次打击。
星期一，我找到约翰，要求“要么我们来解决问题，要么把问题提交董事会。”约翰似乎根本不愿让步，僵硬地回答道：“我们解决不了。”于是，我要求召开特别董事会议，我们把它定在2月27日下个星期天举行。一旦召开会议，结果就不受我们控制。越想这件事，我就越害怕。
仅两个月前，我们的一名旅行者集团的老董事朱迪·阿隆死于癌症，她的董事会席位仍然空缺。这意味着约翰的老董事人数以8比7超过我的。这不包括鲍勃·鲁宾，我期待他的支持，但即使有他支持，收集到支持我的选票也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看上去非常镇定和自信，我开始担心他进行的游说董事会的努力比我了解的要多。毕竟，他已经赶走了许多多年来对他产生威胁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约翰可能认为董事会会说“你们两个都不能留下”，这大概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急于退休。
突然，我发现我正在与一个只要我输、别的后果都不关心的人玩牌。
我向旅行者集团的老董事寻求建议，他们一致认为我不应该试图接近约翰的老董事。大部分人指出我的任何示意都可能引火上身。我决定只与最资深的董事弗兰克·托马斯（Frank Thomas）会谈，并且只谈会议的大纲。我还鼓励海蒂·米勒与一两名董事谈话，解释辞职的原因。除此以外，我避免与任何董事谈我的想法。
不过，我仍然忍不住在脑子里研究每一名董事。我想他们对约翰的忠诚是很深的，不过我认为有些董事会反对派别分裂。我非常敬重弗兰克·托马斯，相信他会推动会议达到明智的结果。我与杜邦前CEO埃德·伍拉德也有很长时间的交情，他是旅行者集团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顾问董事，也曾特意提名我担任杜邦的董事。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总裁迪克·帕森斯（Dick Parsons）和美铝公司（Alcoa）的阿兰·贝尔达（Alain Belda）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深思熟虑的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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