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监管者的报复(7)

    同时，我开始彻底分割研究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的组织联系。10月中旬，就在一些最严重的指责出现的时候，我聘请沙莉·库朗契克（Sallie Krawcheck）加入花旗集团，领导我们新设置的私人客户部门，其业务范围被扩大了，现在包括研究业务。沙莉曾是华尔街的顶尖分析师，被《财富》称为“华尔街最后一位诚实的分析师”，后来成为倍受尊敬的独立研究公司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总裁。

    我参加了一次外地的零售经纪人会议之后，就有了聘请她的想法。那次会议上，一名经纪人建议我收购伯恩斯坦公司，以重建研究业务的可信度。虽然这个想法看上去不可行，但我突然想到可以采取成本低得多的办法，就是聘请沙莉。我第一次向她提出邀请后不到一星期，这位年轻聪明的前分析师就接受了邀请，愿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我们将简单命名它为美邦。

    我们开始较早且一直坚持的适应新监管时代的努力和率先实施的改革终于为我们带来好处。12月，总检察长完成了他的调查，结论是由于缺乏证据，他不能再追查我，花旗集团则进入与所有主要监管者的严肃和解谈判。在监管者审阅过的无数文件中，只有少数是解释不清的，其中就包括与92nd Street Y学校相关的那些，因为除非我能够把当时我脑子里的想法拿出来给别人看，否则就无法彻底驳斥我帮助格鲁曼的孩子入校是为了让他改变对AT&T的评级这种说法。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无法辩驳的指责。但是，还有许多证据能够说明我的无辜：要求格鲁曼重新评价AT&T时，我只想让他看到使我个人购买300万美元该公司股票的原因；很明显我从没有强迫我们的分析师改变评级；最后，格鲁曼反复发誓否认了他的电子邮件中与92nd Street Y学校和我与里德的董事会之争的内容。

    随着斯皮策办公室人员的撤出，我盼望着和解谈判的结束和把这些折磨人的问题甩到过去。接近年底时，我有一种得到昭雪的感觉，但仍无法接受我所忍受的个人污辱，并且担心重建我的声誉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