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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的观点以及葛森对之的支持是我没想到的。我并非没有注意到公众对我们业务操作的批评和迈克护短的倾向。我几周来已经通过查克·普林斯和其他人敦促迈克更积极地做出改变。但我没想到马蒂会向我提出如此严酷的建议。他提醒我迈克是如何抵制我们最近提出的一些改革动议的，比如我们对结构性金融业务的新政策和我的正式分离研究和投资银行业务的计划。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注意到迈克反复的声明，那就是我们的做法不比大部分竞争者更不堪。这种说法似乎不错，但马蒂提醒我，这种思维永远不能带领我们到达我们需要到达的位置。
这次会谈后，我痛苦了几天。长期以来我非常支持迈克。他是我的密友，我钦佩他的智慧，他在许多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杰米离开后，迈克赢得了投资银行部团队的尊敬，并使我们的市场份额获得可观的增长。但我不禁怀疑迈克是否在赢得业务方面做得比控制它要好。与往常一样，我害怕面对与我关系亲密的管理人员。不论我会做什么决定，我决心要给他一个别的职位来挽留他。他太有才华了，我不能失去他。
9月初，我就由查克·普林斯接替迈克管理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的初步计划征求董事和其他人的意见。我的顾问和最亲密的几个人一致赞同换掉迈克，但用查克取代他的想法引起了大量争论，因为查克从没有独自管理一个业务部门，他的能力没有得到证明。“那会是什么情形？他能胜任吗？人们会听他的吗？”我的同事们问。
这些怀疑都是有理由的，但我想冒这个险。我尊敬查克的智慧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如果有谁能与监管当局讲道理的话，那就是查克，因为他与大部分重要监管官员都有长期关系，而且他能够清楚地讲解我们的改革措施。我还认为查克在投资银行部已经有一批有力的支持者，他与他们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查克在公司领导层面已经工作了20年，他配得到这个独立管理业务部门的机会。
一些董事表达了对查克缺乏经验的同样的顾虑，但大部分人似乎愿意同意这一安排。但是，不少人对于给卡彭特重新分派工作感到有问题。他们，包括鲍勃·鲁宾，对于这样做的前景和如何使之具备正当理由提出质疑。这些顾虑是很自然的，但我认为董事会会支持我，只要每个人都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劳动节后的一周，我们开始加紧准备公布这一安排，并决定在下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董事会议。
更换我们最大的两个业务部门之一的管理层需要大量精心的准备。我们的团队负责拟定公告，考虑如何对这一人事变更进行措辞，我则集中精力准备下一次董事会议和向迈克·卡彭特传达这一决定。向迈克宣布这一消息绝非易事。怎样做也不可能使这一场景变得令人好过一点，我想这一消息一定会让他非常难受。毕竟，过去几周他受到的压力丝毫不亚于我的。我真希望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我的同事时不是一直这么难受，但和往常一样，懊恼于自己的弱点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下定决心走出这必需的一步之后，我打电话给迈克，让他星期六来我在康涅狄格的家中，谎称要谈下一次董事会议的事。
迈克完全不知道我召见他的真正原因。他来以后，我紧张地请他进入我的书房，开门见山地说了要说的话。已经有人建议我不要谈及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我只是说：“迈克，我必须让你离开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我很遗憾，但只能如此。”我接着说希望他留下来，在公司担任别的职务，他可以回到他的老战略计划岗位，或者也可以负责花旗公司的投资事务。
震惊中的迈克反应很愤怒，要求我说出原因。他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他显然想要捍卫自己的名誉。但我被掣住了手脚，不能作进一步解释。迈克被我的沉默激怒了。我强调我感激他所做的大量贡献，希望把他继续留在公司的高层。我恳求他考虑一晚，想一想他愿意在公司担任什么别的职务。
迈克离开时我松了一口气。把这一消息传达给迈克是我多年来最艰难的对话之一。迈克和他的妻子玛丽是我的朋友，他们或许会怪我让他的名誉受损，尤其是他早年还遭受过被基德-皮博迪公司排挤出门。从情感上讲，迈克或许不愿意留在花旗集团，但我想他认真考虑过后会接受我的建议。
董事会第二天开会讨论我们的监管处境，并批准更换管理层的提议。经过仔细商讨，董事会批准了对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新的人事安排。为了控制媒体对这一重要公告的报道，我们当晚发布了新闻公告并与记者举行了电话会议。
我强调迈克领导我们的投资银行部走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现在，面临监管标准的变化，这个部门需要新的领导者带领它进入新时代。迈克暂时答应接管公司的投资事务，并参加了电话会议。他的合作帮助传达出我们意见一致的信息。但是，在背后，迈克仍然很阴沉。他一直没有明白我们过去的做法已经偏离了方向，这样做真的是为了适应变化。
我们的员工和公众都对这一消息抱有适当的怀疑。迈克在他的同事中间非常受欢迎，毫无疑问，他的调离打击了许多与他关系紧密的同事的士气。人们对查克的上任并不能立即很好地接受，因为他对这个部门缺乏第一手的经验。投资者也怀有疑虑，因为他们更多地把查克看作一个内务官员，而不是一名生意人。同时，媒体谴责我把迈克当作替罪羊。多年来，我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很好，它一直对我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于在读报纸时咬牙切齿和麻痹自己。
虽然我希望更换全球公司投资银行部领导人能够推动和解谈判，但我们的监管者却需要完成他们的调查才能进行严肃的谈判。华尔街大公司在夏初受到的调查揭露了大量与投资研究和股票评级程序相关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
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必将导致痛苦的审阅，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可能迅速。所罗门美邦提供的资料包括与我为格鲁曼在AT&T总部安排的会面有关，以及显示杰克向我报告对该公司研究进展的电子邮件和备忘录。另外，我们研究主管的讲话记录也被公布，这份文件显示我们的管理委员会讨论过我们的投资银行家是否不正当地影响了研究评级。在调查的开始，监管者着重于这些文件，试图弄清它们是否能够说明我损害了研究过程的诚实性。
最初，我被这种想法吓了一跳，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看到这些文件中的一些被泄露给媒体也使我深深地苦恼。尤其是我不记得参加过一个讨论银行家与分析师关系的会议。大量工作之后，我们实际上证明了我没有参加过这一讨论，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公司管理委员会上进行，而是在卡彭特的一次部门会议中进行的。至于我鼓励格鲁曼对AT&T保持开放的观点，我从不否认我提出过这一建议以及我与杰克一起访问过这家公司。这些事情是任何CEO履行职责时都可能做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的顾问同意了。
秋天，我们开始感到风向的变动，并认识到或许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公共沟通策略。9月中旬，我同意在一次由美林主持的机构投资者会议上演讲，详细陈述了我们进行的改革。在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会听到我谈论收入增长、成本控制和资本效率；但现在，他们发现我在强调建立行业最佳执业行为的个人责任。其所发出的信息简单明了：“我明白大势所趋。”我承认斯皮策让我很难过，并展开大大的笑容开玩笑说，我已下决心最好地利用这一逆境。“看看我的腰围，”我说：“我聘请了一名私人教练，并采用了一种我命名为‘斯皮策节食疗法’的减肥方法，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与监管当局的问题，我都不会再喝最喜欢的马蒂尼酒。”
几天后，《商业周刊》报道了我的演讲，进行了几个星期以来媒体的第一次正面报道。除了宣传我减少的腰围外，它还报道了我们整改商业模式的严肃性。同时，查克·普林斯和我们的外部律师开始与各种监管者举行会谈，讨论和解条件。最后，我们以为终于瞥见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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