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监管者的报复(1)

    金融世界在2002年动摇了。两年严重的熊市意味着人们已经进入绝境，之后一定是互相指责。各种监管者、媒体和政客都会走进这个套路，试图在互相指责的竞赛中获胜。华尔街已经暴露在聚光灯下，遗憾地讲，一些过去的做法按照新时代的观点不再明智。这一年，我学会了很多，包括华尔街的标准在之前的牛市中如何发生了松动，以及我花费一生建立的声誉可能遭到激进的政府官员和放肆的媒体怎样的践踏。

    我通常喜欢掌控事务，但2002年给我带来一个又一个意外，以至于我感到我的世界即将瓦解。我试图控制局面，反复告诉自己应该在混乱中寻找机会，这一格言多年来使我受益匪浅。虽然没人知道金融业将面临怎样的新规则，但改革不可避免。我一生都把变化当作事业过程中的必然。现在，新的环境意味着我必须面对那些急于玷污我的名字的人；同时，我必须集中精力领导花旗集团以及整个行业，取得更好的发展。虽然我的个人声誉面临风险，但我下定决心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过这一切。

    比安然破产更具影响力的是，美林与艾略特·斯皮策就其研究业务操守的纠缠传达了证券业应该如何自我改革的讯息。显然，其他华尔街公司有可能被问到关于分析师是否过多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是否对研究评级和研究人员报酬产生影响的问题。

    看到美林的领导层徒劳地花费几个月进行一场斗争，而意志坚定的总检察长似乎掌握着所有王牌，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我想起以前金融公司与监管者进行自我辩护斗争的案例，比如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公司一案，奇怪于为什么所有管理层都认为能够赢得与政府的公开争论。同时，查克·普林斯与我们的监管者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对监管变化非常敏感，值得感谢的是，他不断向我通知情况的进展，让我对不可避免的行业新规则有所准备。

    4月底，美林CEO终于屈服，对该公司的从业方式公开道歉。承认研究部门的操守有问题意味着美林与总检察长达成和解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这位竞争者的忏悔书引发了公众对华尔街执业操守的新一轮指责，这将毫无疑问刺激总检察长的人在结束对美林的调查之后开始调查其他公司。

    斯皮策已经点名摩根士丹利的网络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和我们的明星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曼，暗示应该质疑这些著名分析师的工作和对他们的监管。我认为所罗门美邦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它从来没有过多涉及技术和网络领域，但我知道格鲁曼的知名度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靶子。感觉到监管者的矛头即将指向我们，我指示所罗门美邦先发制人，制定针对华尔街不实研究问题的改革措施。

    当美林5月底宣布支付空前的1亿美元作为监管调解费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立即宣布我们将采纳所谓的“斯皮策原则”。我们的新政策将不会容忍研究人员报酬和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任何挂钩，并建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对分析师的投资建议进行批准和防止任何冲突。我们还开始披露是否从作为我们投资研究对象的公司那里收取任何投资银行费用。在一次关于美林调解案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斯皮策对所罗门美邦的快速反应有何看法，这位纽约政府官员称赞了我们的举动，这使我感觉很不错，也提醒我“抢占第二位”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因为整个行业很快就被强制实行这些新规则。

    由于急于摆脱变化中的监管环境造成的束缚，我不仅仅在研究政策上做出改变。安然事件表明我们需要更好地掌握对大客户提供的全部服务，建立更清晰的责任制。激进主义团体对我们金融公司所谓的掠夺性贷款的不满也越来越大，这使我们与银行监管者的关系更为复杂。详细征求董事会意见之后，我在4月决定委任一次严肃的公司治理和业务操作审查。

    我任命我们的一位董事，迈克·马辛（Mike Masin），领导这次审查。迈克是维瑞森公司（Verizon）总裁兼董事会副主席，还曾担任一家大法律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他帮助我关注重要的问题。他少言而深思熟虑，是非常好的倾听者，能提出非常新的商业想法。迈克知道花旗集团是许多公司的集合体，花了大约三个月时间设计能够产生更大凝聚力的公司治理结构。

    他在7月的董事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建议。他使用一个巨大的表格列出我们的问题和选择，启发董事会进行良好的讨论，我们很快就商定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变化。包括创建正式的公司治理委员会，任命一名领导董事，决定外部董事至少应该占董事会的四分之三，禁止交叉担任董事（因此我必须退出AT&T和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的董事会）。

    我们进行公司治理审查期间，公众对华尔街的抗议呼声越来越大，同时对整体的公司行为提出质疑。以艾略特·斯皮策为首，在与美林达成和解几周之后，监管者就开始把目光投向所罗门美邦和其他大经纪公司。监管调查曾经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指派的官员领导，但时代不同了。这一次，在政治上具有野心的纽约总检察长在公众瞩目下，以一种与他训练有素的公诉人身份极为相符的热情，开始了他的调查。

    初夏，花旗集团深陷于法律诉讼和监管调查之中，聘请了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的律师专门为我们处理与研究和安然相关的问题。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些律师，希望聘请一位我能信任的律师来监管我们的法律问题。多年来我一直信任肯尼·比亚尔金；但他最近从我们的董事会退休了，这使事情复杂起来，而我觉得打扰他来担任这一工作也不太合适。相反，我决定求助于马蒂·利普顿，他也在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帮助过我，比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美国运通辞职的时候。

    我认为马蒂是同时代最好的律师，他的清醒、精明和智慧是出了名的，更重要的是，我完全信赖他的判断。鲍勃·鲁宾让我想起了马蒂的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几年前为高盛做过一次冲突调查，为高盛改善了操作流程并帮助其避免利益冲突。我请求马蒂管理我们的法律事务，总体审查可能出现的冲突，并提供流程改善的建议。也就是说，马蒂将成为我们的超级律师，他将确保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并走在行业改革的前面。

    如果说艾略特·斯皮策对美林的调查使我警觉行业新监管时代的到来的话，世通出现的问题则使我的注意力直接转向所罗门美邦。总部设在密西西比的世通是牛市宠儿之一，已经从曾经的无名之辈变成电信业的领头羊。在曾经是高中篮球教练的富有激情的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的领导下，世通收购了一个又一个竞争者，声称拥有业内传统公司所不具备的低成本结构和新技术。由于担任过AT&T的董事，我亲身体验过世通的这一主要竞争者如何绞尽脑汁地试图找出为什么它的对手拥有如此神秘的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