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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家接一家地收购公司并没有影响我对公司的管理。关键在于让一群聪明的管理人员按照共同的日程工作，鼓励他们像所有者那样思考，并定期分享他们的想法和互相质疑。旅行者集团的计划小组每个月在我们的阿尔蒙克会议中心或者某个休闲疗养场所召开会议，它使我能够定期审查公司的问题和详细了解我感兴趣的事务。
除了开会之外，我还花费无数个小时熟悉公司的脉搏，总是通过在过道里大喊大叫、给不同级别的员工打电话或与单个或小组员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面进行我的调查。每天，部门主管会提交一分一页纸的关于他们各自领域趋势的总结，这种管理技巧是我几年前从营运人员那里学来的，他们会进行重要后台办公室事务的每周记录。这些简短的报告迫使管理人员寻求及时的信息，并仔细研究对他们的业务真正重要的事情。它们还使我了解我们盈利能力最重要的驱动力，帮助我预测未来的趋势。
例如，我们的消费金融部门会跟踪新的贷款承诺、贷款利润率和违约贷款，零售证券部门则跟踪客户资产流、佣金和保证金变化。强制我的团队在一页的篇幅内总结他们的业务趋势可以使他们集中注意力并培养他们的纪律性。
1997年底，计划小组由旅行者集团最高的20名管理人员组成。所罗门收购及其导致的杰米与德瑞克之间的摩擦影响了会议的情绪，但这些会议仍然是我管理公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2月的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与所罗门合并之后的失望情绪会为我们的讨论蒙上灰色。我们收购了业内最大的固定收益业务，但许多重要亚洲国家经济的崩溃给我们造成了具有挑战性的交易环境和不利的利润波动。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所罗门还需要大量新增投资，才能为我们带来长期盼望的全球地位。
我感到失望，但绝不沮丧，我在全球范围进行多样化经营的想法从未动摇过。实际上，所罗门的缺点刺激我考虑或许应该利用更多的收购增强我们的资产实力，并进一步使我们的利润来源多样化。我们为收购所罗门发行了90亿美元的股票，公司的市值已经上升到4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0%。我本能地感到我们的新规模将为我们带来更宽广的收购选择。
12月中旬在阿尔蒙克开会时，我们坐在宽大舒适的扶手椅中，围坐成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大大的半圆。我让企划主管迈克·卡彭特主持讨论，迈克宣布了第一个议题：“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对一个外部人来说，在最近一次收购刚刚结束就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但收购的想法总是占据我们的思维，并定期出现在我们的日程上。这一次，迈克讲解了基本规则：“不要担心法律或监管限制问题。只管提出好的合并想法。唯一的标准是必须是具有多样化的利润来源、雄厚的资产和可观的国际业务的公司。”
与会成员开始大声喊出想法。迈克走到一个活动演示板前，把公司名字整齐地列成三列，并在每个名字旁边写下简短的理由。大部分名字都不奇怪，毕竟我们以前也这样做过。美林。高盛。美国运通。J·P·摩根。有的管理人员提名国外公司，比如汇丰（HSBC）或ING，但我们放弃了这些公司，因为我们早些年与国外公司的谈判使我们担心文化差异。
最后，有人提出花旗公司，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全球金融服务业毫无争议的领导者。我立即听到一片哄笑：“你在开玩笑——花旗与我们不是一路的……那不会是合法的——这是小问题……我们还是现实些吧……”迈克跳进来打断，并立即提醒大家突破性思维才是整个过程的关键。于是，我们开始列举花旗公司的优点。
随着讨论的继续，我发现这个想法令所有人叫绝——除去可行性考虑以外，花旗公司就像一个战略本垒打。这家公司在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客户和政府都对其品牌怀有巨大的尊敬。旅行者集团在除银行服务以外的金融产品上拥有巨大优势，花旗公司则在几乎所有银行产品上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将创造一家拥有无与伦比的产品范围、规模和多样化的巨擎。它将具备堡垒般的资产规模并能中和市场间歇性波动的风险。我们将能抓住竞争者的弱点而处于绝对优势。
没人记得花旗公司上一次大规模收购时在什么时候，这使一个人指出我们在浪费时间。但就在几个星期前，媒体就报道过花旗公司与美国运通进行了失败的合并谈判，这则消息使我怀疑这家公司是否在重新考虑它的选择。我们最后查看了花旗公司的市值，你看，与旅行者惊人地接近。我想，虽然存在盈利问题，但所罗门赋予我们与世界最大银行并肩的机会。我还从我们与J·P·摩根失败的收购谈判中想到：我们已经找到了与银行合法合并的办法。
对大部分与会者来说，这一次阿尔蒙克会议似乎没有达成结论。但我私下里感到很激动。我的同事们很少对一个想法达成一致，但一旦我们越过了对与花旗公司合并的潜在心理障碍，他们就都被这家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声望迷住了。会议期间，杰米提出：“花旗将是所有收购之母。”总是准备迎接新挑战的我听到这句话后，对自己说了声“啊哈”，然后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一想法付诸行动。
我认识花旗公司的CEO约翰·里德已经超过25年。20世纪70年代，我们曾一起担任一家名叫阿伦房产（Arlen Realty）的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破产时，大部分其他董事都纷纷寻求别的庇护所，约翰和我却紧密合作以挽救各自的利益。这段共患难的经历使我们对对方产生了大量尊敬。
阿伦房产之后，我们经常碰面；约翰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甚至有一次请琼妮和我去他们家中共进晚餐。
奇怪的是，1997年11月，就在旅行者集团的计划小组召开会议前一个月，我与约翰一起参加了在皮埃尔酒店举行的为犹太神学院举办的捐赠活动。我的好友兼公共关系专家葛森·凯克斯特（Gershon Kekst）是该神学院的董事，诱使我答应每年主持这一活动。这一次约翰同意成为主要嘉宾。
虽然我对于犹太神学院会邀请一名像约翰·里德这样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做主宾感到奇怪，但这个晚上还是很美妙的。以色列当时的工党领导人和不久后的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受邀发表主要讲话，他使我们这一桌上的谈话气氛热烈起来。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很快就使我们所有人，包括约翰和他的妻子辛迪，产生亲切的感觉。琼妮的手指刚刚动过手术，还戴着石膏模，当巴拉克拿过她的刀为她切牛排时我高兴极了。
人们有多少机会看到一位未来的总理为自己的妻子殷勤服务呢？
那天晚上的热烈氛围不只体现在餐桌上的说笑上。在介绍约翰时，我特别强调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守护花旗公司度过了黑暗时刻，当时国外贷款和不良的房地产投资差不多毁了这家公司。作为回报，约翰对我的成就也给予了赞誉。我惊异于自己如此享受这个晚上，而这一晚也使我明确感到约翰与我在艾伦房产时期形成的互相尊重延续到了现在。
那天晚上的美好感觉和我们在后来的计划小组会议上的讨论促使我找到约翰·里德。首先，我再一次与肯尼·比亚尔金确认了世达做出的与J·P·摩根合并符合法律的结论对花旗公司是适用的。肯尼向我保证原理是一样的，于是我立即给理德打电话。我用尽可能冷淡的语气说：“约翰，我有一件有趣的事想和你谈谈。我想当面谈。我们能安排一天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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