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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我必须找到一个告诉彼得他将不能进入新董事会的方法。传达坏消息一直不是我的强项，而这一次尤其困难，因为彼得就像我的儿子，已经与我一起为公司奉献了十年。我一直烦恼如何说出这一坏消息，即使这样，我最后还是以最坏的方式告诉了彼得。事情发生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们一起乘出租车回家。我在我的公寓门前下出租车时，快速说出：“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美国运通一直坚持只有内部人才能够进入他们的董事会，你不能。”
说完，我关上车门，把彼得留在震惊和愤怒中。
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做法非常糟糕，既没有以应有的尊敬对待我的伙伴，也没有解释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良好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犯错之后，我开始害怕灰心的彼得·科恩会给合并带来风险。当晚我在家给他打了电话。从不掩饰想法的彼得对我大发雷霆，因为我没有为他争取，也没有更早告诉他。“不是我；是吉姆。”我说。“如果你能改变他的主意，我再高兴不过了。”当时彼得能说的一切就是他觉得受到伤害和蒙蔽，他需要时间考虑何去何从。我建议彼得第二天早上比其他人早几个小时到我家来，我们好讨论一下未来。
实际上，彼得早上8点就敲响了我的家门，我松了一口气，他看上去比前一天晚上镇静。我解释说，确保全体管理人员都支持合并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人会非常看重彼得的意见。“你对其他人有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影响力，我需要你支持我，”我说。彼得静静地听着，然后令我放心地表示：“我会支持你，因为这样做正确的，但我不保证合并完成后继续留在希尔森。”
希尔森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很快到达。我们聚在我的起居室，我向他们讲解了与美国运通临时协议的具体情况。我努力使他们放心，虽然我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参与美国运通整个公司的事务，我仍然会负责管理我们的公司。我解释了换股计划，它将对我们的员工非常有利，不光是对高级管理人员，还包括普通员工，因为我们公司的员工持股已经非常深入。从经营的角度，我强调希尔森将继续以独立的方式经营。
琼妮在中午时分进来建议我们到外面的院子里吃三明治。这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温暖春日，我们在室外的烧烤桌前围城一个半圆。我已经向所有人传达了细节，于是建议大家一个一个地发表意见，好了解每个人的感受。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已经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并且成就了我们都认为了不起的东西。差不多每个人，包括彼得，都表达了兴奋之情。只有零售业务的联合主管维克·西蒙斯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对合并的反对意见。维克害怕美国运通这样的大公司的权力斗争和官僚主义，并认为希尔森有大量能力和机会收购较小的公司。他认为我们把自己贱卖了，我们的自愿献身可能会招致混乱和限制。
我感谢维克站出来发表肺腑之言，但我知道自己才是领导者。我知道走回头路继续单干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时，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决定不进行合并，明天早上醒来得知美国运通收购的是E. F. 赫顿公司，你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都认为这将是最可怕的噩梦，这个问题消除了所有进一步的反对。会议就此结束，星期一的董事会议已准备就绪，我们也做好了公开宣布最终协议的准备。
当然，星期六的会议还有一个没有提到的问题：彼得·科恩的不愉快。彼得如约对他的个人失望保持缄默。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很快就伤心地发现彼得当时的状态决不是认命。
我只能猜测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在第二天下午的一次电话谈话中，吉姆·罗宾逊彻底改变了董事会构成。“我与几位董事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似乎认为让一名律师进入董事会是不明智的。许多人认为确保希尔森的参与地位的非常重要。如果你计划花大量时间参与美国运通事务的话，董事们希望确保彼得·科恩的长期留任。我们最终决定让彼得进入董事会。”
我目瞪口呆。假如吉姆在一开始就说这些，那是一回事。现在我看上去十足愚蠢。我很愤怒，感到被挖了墙角，我怀疑彼得绕过我直接去找了吉姆。然而，我能怎么做？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我们即将获得可观的股票溢价；不论我将是什么头衔，我知道我会在美国的标志性公司之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把感受藏在心里，对吉姆说，必要的话我会赞同这一新安排。
那天晚上我致电肯·比亚尔金，告诉他我可能不得不改变主意，让彼得取代他。肯尼非常失望，我的一个原则是决不食言，不得不对这样一位亲密的朋友做出例外让我非常痛苦。我决定第二天等待董事会的最终决定，再告诉彼得。吉姆怎么会改变主意？他的董事会成员或许有些影响力，但我怀疑彼得表现出了他的不满，而这一点或许让人以为他很可能在最初合并阶段完成之后不再留在希尔森。无论如何，吉姆的转变使我在4月20日星期一这一天情绪格外紧张，这一天，是美国运通对合并进行董事会最后投票的日子。
那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星期一。我们通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即将对外公布的消息，交易所则停止了希尔森和美国运通的股票交易。我知道美国运通的董事会议在中午已经开始，但接近黄昏时，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时间过去得越久，我就越担心吉姆是否成功地说服了董事会同意合并。毕竟，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吉姆经常借口董事会“问题”来拒绝我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关于我在公司的角色问题。最后，下午六点半，吉姆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到我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办公室来。
当听到“有些小变动，但一切应该没有问题”时，我的心漏掉了一拍。“小变动”指的是什么？我怀疑吉姆或许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重大变动的事情看成了小问题，我对他说我希望让琼也参加。如果我不得不同意将影响我们生活的新的东西，我需要咨询我的妻子。
七点过后，吉姆来了，我们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琼妮大约在同一时间到达，三个人聚在我的办公室里。吉姆开始最后一次提出董事会问题，说董事会希望彼得的加入。我们接着讨论我在美国运通的职位问题。吉姆说董事会认为必须考虑合并对其他美国运通高级人员的影响，尤其是举足轻重的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业务的主管卢·加斯特纳（Lou Gerstner），以及阿尔·威。董事会决定让阿尔·威担任总裁，加斯特纳将升任董事会副主席。吉姆说我将成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除继续担任希尔森CEO外，负责管理美国运通的投资和融资。
我听着这些任命安排，认识到吉姆提升其他管理人员是为了获得他们对我进入美国运通的支持。我获得一个早期警告，那就是吉姆不敢反抗他的直接下属，这一点我在以后还会领教得更多。与谈判的其他时候不同，这一次我决定尽可能反抗，坚持我必须充当明明白白的二把手。吉姆犹豫了，说他的董事会并不了解我，不可能事先赋予我这样的权力。
我进一步捍卫自己的立场却发现并没有用。吉姆解释道：“董事会还不准备挑选一名接班人。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转而寻求对未来职位变化的更多保证。吉姆强调我会成为他的搭档以及美国运通的高层管理者之一，他将非常乐于依赖我作为“密友”提出的建议。他又表示董事会以后可能会更加友善。“这是他们现在能做的最大让步。并不是他们不喜欢或不信任你。我们会达到那一步的，但开始时只能这样。相信我；在你向董事会证明自己之后，会成功的。”
关键问题是，吉姆到底是真诚的，还是只是在利用合并已经进入最后时刻这一时机。一切最终归于信任问题。我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抉择突然摆在我面前。我转过去问琼妮：“我们该相信他吗？”回想起来，这样做让我妻子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我是当着吉姆的面这样问的。琼妮知道我把这次合并看作截至当时事业的最高峰，把我的情感、事业和声誉都押在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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