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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倒霉的晚餐之后，我的世界突然颠倒了。我正在准备期终考试，家里的一个朋友突然告诉我，我父亲离开了我母亲，消失了。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或许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我父母的关系只是勉强维持，但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婚姻是正常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保护母亲，并找到父亲，跟他理论为什么他必须回家。在私人侦探的帮助下，我得知他在华盛顿特区。我不顾剩下的两门考试，赶到史密斯学院接上海伦，连夜开车去找父亲，帮他找回理智。我主要是受到了惊吓，海伦则是完全的愤恨。
找到他时，他曲曲折折地讲了他的理由。“我很久以来都不愉快，”他说。“你们现在长大了，能够应付这一变故，我该为自己着想了。我这样离开是因为这是不让你们的母亲难堪和伤心的最好方式。”仿佛我们受到的打击还不够大似的，我们的父亲继而坦白，他已经和另一个女人来往了两年，一个叫玛丽安的匈牙利女人。尤其激怒我的是，他还透露他曾秘密安排她在剧院坐在我们旁边，好让她审视我们。我们又是理论又是哄骗了两天，最后只能放弃，决定回纽约安慰母亲。
我母亲甚至没有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怕影响我考试，这是她努力保护我的方式。我们坐在她面前时，她尽最大的努力以勇敢的表情面对我们。“回学校去，”母亲恳求我们。我不能理解父亲怎么能对母亲如此自私和残酷，受到背叛和抛弃的感觉令我非常痛苦。我最后回到了康奈尔，但我的最后一学期混乱不堪，因为我既要尽力完成学业，又要帮助母亲处理离婚的事情。
父亲不但抛弃了母亲，他提出的吝啬的离婚赔偿尤其令人恶心。他那时有些钱，但一开始他只提出把布鲁克林的房子给我母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说我母亲过得很节俭，因此没什么生活需要。最后我母亲接受了离婚协议，得到房子和5万美元。她在那所房子继续住了很多年。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使她饱受痛苦，她再也没有结婚。
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对父亲既鄙视又内疚。从他离开母亲的那一天，即使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他的缺点也变得异常明显。我痛恨他的缺乏责任心和忠诚，以及自私的生活方式。我再也不能指望加入他的钢铁进口公司，更不要说请求他的经济支持。作为成年人，我知道他的不道德行为如何毁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以及他随意花钱的方式如何侵蚀了他的第二家公司。父亲或许教会了我努力工作的重要性，或许他还给了我他的开朗性格，但最终，他主要变成了一个负面榜样--在一切东西之外，我首先切身学会了在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忠诚和道德的重要性。
我生活中的打击不止于父母的离婚。琼妮和我计划在我毕业后一周结婚，但临近期末，我收到了更多的意外消息。每个人都在毕业典礼前收到了装在信封中的毕业证书。当我打开我的信封时，里面只有一张通知，说我不能毕业，因为我没有完成成本会计课程。我在父亲离开之后为了安慰母亲而错过了期末考试。回想起来，事情非常讽刺。但在当时，这可不是好笑的事。我的指导老师曾错误地向我保证，我有足够的学分毕业，因此这一消息令我全然无措。没有毕业证书，我就不能按照计划获得空军任命，并且不能毕业只会使我未来的岳父岳母更加看低我。
最后，我可以在毕业后一天补考，但不得不等到9月才能拿到正式学位。49年以后，颇有意思的是，康奈尔大学校长亲手为我颁发了文凭原件，作为对我对这所学校的支持的表彰。接受这一礼物时，我特意指出，康奈尔教会了我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官僚作风的害处。我还开玩笑说，这份文凭“有点晚”，“我会亲自把它带回家，因为上一次它似乎在邮递的过程中弄丢了。”
在我的未来仍然不定的情况下，琼妮与我在6月结婚了。我们的婚礼以及蜜月非常棒。我们在艾塞克斯酒店举行的仪式小而雅致，有大约50人参加，大部分是亲戚。我的大学室友兰尼是我的伴郎，海伦则是琼妮的伴娘。我的父亲按照一贯的作风没有出席婚礼，因为他决定去墨西哥迅速完成再婚。他在我们后一天与玛丽安结婚，不过他派来了一名摄影师，这样他自己就能有我们婚礼的照片。这是最好的情况，因为我肯定他的出现会毁了我母亲当天的情绪。
虽然那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与我父亲的争吵，琼妮的父亲仍然愿意为我们的婚礼和礼物花费5000美元，并让我们选择如何分配。最后我们接受了3500美元的现金。我岳父坚持代我们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因为他瞧不起我在财务方面的判断力。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席婚礼，但仍然兑现了送我们一辆车的承诺，一辆水星敞篷车，排档装置有点毛病，所以只能往前开。我们的新婚之夜在艾塞克斯酒店度过，然后我们去了凯茨基尔的康歌德酒店，琼妮在一次电视知识竞赛中赢得了该酒店一周的免费住宿。
在山里度过一周之后，我们前往佛罗里达开始两个月的悠闲度假，把整个州都玩遍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经历了一件难堪的事。我把在婚礼上收到的礼金存在纽约的一个储蓄账户里，并以为我签的支票能从这个账户取钱。结果，我们意外地发现付给一家家汽车旅馆的是空头支票。我永远忘不了到达马拉松基的杰克塔汽车旅馆时被指控支票欺诈的情形。幸运的是，我们让他们相信了我们的无辜，并偿还了债务。这可不是我未来成为银行家的好兆头！
那年8月从我们漫长的蜜月回来之后，琼妮和我与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周的工作日我们与我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琼妮还在布鲁克林学院念书，从母亲在富拉特布什的房子去学校更方便一些。周末我们就住在琼妮在她父母家的卧室。一个月后我才拿到大学学位，之后我仍然打算加入空军。
与琼妮的父母住在一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与他们的关系仍然紧张，因为他们显然很在意他们的新女婿没有工作，差一点大学没毕业，而且父母离异。他们认为我配不上他们的女儿，并且基本上不掩饰他们的不满情绪。更糟的是，琼妮的床有轮子，而地上没有地毯，我总是怀疑她父亲在墙上安了一个听诊器。我找了一份提成的工作，卖《大纽约工业名录》（The Greater New York Industrial Directory），但我讨厌它。在十天仅卖出一本之后，我辞职了。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情况下，我会去游乐厅玩游戏。我还记得每天如何编故事说我当天干了什么，使琼妮的父母不至于将我看得更低。
一天，我经过巴奇公司（Bache & Company）时朝里面看了看。噼啪作响的报价机和人们工作的嗡嗡声看上去很有趣，于是我询问父亲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他的妻子玛丽安很快把我介绍给一位朋友，后者正好是贝尔史登（Bear Stearns）公司的一名经纪人。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份送信人的工作，每个月挣150美元。和我最初一起工作的人大部分做的是社会保险基金，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很快，我就成了保证金簿记员。
股票经纪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行业。我经常在午餐时间去感受“行情室”的氛围，那是股票经纪人工作的大厅。有一个两面都是玻璃的隔墙。一边是推销员和交易员，另一边则是公司的传奇领导人，塞·刘易斯（Cy Lewis），一个浑身散发权威的高大男人，不断向他的交易员大声发出指示。塞旁边是一个年轻人，爱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他后来成为贝尔史登的CEO。保证金簿记员的工作教会我关于这个行业如何运作的许多东西，并使我充分了解一个强大的后台办公室的重要性。作为保证金簿记员，我会从经纪人那里接到询问他们的客户有多少钱可以用于投资的电话。那时还是前计算机时代，我不得不完全依赖手工计算来匹配股票和根据保险金率计算客户的借款能力。
我刚刚熟悉工作就接到空军的报到通知。由于我的上一次体检已经过去一年多，我被要求先去长岛的米切尔空军基地接受必需的检查。我意外地没有通过体检，因为我的龋齿需要根槽手术。到1955年秋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已经开始裁军，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获得了改变主意取消服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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