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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与父亲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渐渐地，我在许多方面都怨恨他。但小时候我是崇拜他的。他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外向。他天性合群，幽默风趣，与人打交道游刃有余，这些都令我惊叹。与我母亲一样，他出生于波兰，小时候就来到美国，坚称自己出身于贵族，总爱说（我认为不能当真）他家里是从法国阿尔萨斯迁移到波兰的。
与我母亲的家庭不同，我的爷爷和奶奶对我仍然是个谜。奶奶去世时还很年轻，我们和爷爷关系淡漠，因为我母亲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知道爷爷信仰宗教，没什么钱。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他又结婚了，这次娶了一个残疾的表亲，算是一桩善举。除此以外，我知道的就不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父亲脱离了我的外公，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他的公司发达了一段时间。我很欣赏他的工作态度，并发现他似乎比家里的任何其他人都有钱。然而不幸的是，灾难突然降临。那时我十岁，对什么都无法理解。但当我20多岁时，我能把那时发生的情况一点点拼凑出来。20世纪40年代初，我父亲利用战时的物价控制牟取了私人利益。他被物价管理局发现以限制价格购买原材料，然后在黑市上以高价卖出产品，而不是按规定以固定价格供应服装。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缓刑。
我的父母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保护海伦和我不受这些不良事件的影响。比如，1943年我们突然获知全家要搬到迈阿密滩去。父母只是告诉我们搬迁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实际上，父亲是想远离法律纠纷，或许他认为继续做生意对他来说太冒险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以别人的名义秘密持有纽约一家服装公司的股份。
对于迁往迈阿密，我的感受很复杂。从感情上讲，我很依赖于舒适的生活环境，当知道要失去海莉小姐的照顾时，我感到很失落。我伤心极了，就好像失去了父母一样。琼妮认为这次被迫与代理妈妈的分离对我的余生造成了很深的心理影响。她总是拿我在生活和生意上都强调个人忠诚举例子。虽然我不清楚是否有那样持续的影响，但当时我的世界显然被颠覆了。
来到佛罗里达之后，我们住进了离海边五个街区的皇家棕榈大道上的一所房子。父母坚持让我在学校降一级，但这对提高我的成绩没什么作用。在佛罗里达的三年中，我是一名糟糕的学生。另一方面，我享受着阳光，总是在户外骑车，或者与邻居家的小孩弗兰克打篮球。这些体育活动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运动天分。不到一年，我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送报纸，我还付给海伦每份报纸一美分，让她做我的助手，把报纸一张张卷起来。事实证明，我很擅长推销，也能准时送报，很快就赢得了新的递送任务。
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意识到父亲的狂暴脾气。他在家中统治一切，总是强迫母亲让步。他经常在我的朋友面前讲下流笑话或指出我的不足，使我难堪。在餐馆里，他会与漂亮女招待调情，在我们和朋友一起吃饭时，他会夸张地抢过账单。这些小事只是前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对他的敬意渐渐消失。他的吼叫声越大，我就越在害羞和消极的情绪中瑟缩。
1947年，我的父亲再一次做出让我们吃惊的举动，他宣布我们要回到纽约去。他决定与一个搞钢铁进口的人合伙开一家新公司。战后的几年中，纽约进入周期性的住房短缺，我们为了找个住的地方很费了一些劲。我父亲很不情愿地让我们搬进他父亲在布鲁克林的房子住了一年。我的一个大姑姑已经与我的祖父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起，我们会住得很挤。同时，我在学校的成绩仍然很差，实际上，我在佛罗里达的高中一年级成绩惨不忍睹。为了缓解家中的拥挤，同时解决我在学习上的困难，父母决定一回纽约就让我上寄宿学校。
由于在皮克斯基尔度夏，我父母与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Peekskill Military Academy）很熟。由于没什么时间考虑其他选择，而且我父母认为严格的环境或许对我有好处，我被录取成为一名低等军校生。和我们搬去佛罗里达时一样，我降了一级，而我富有学习天赋的妹妹则跳了级。我比她大三岁，但在年级上她已经向我接近。
本来我只需要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学习一年，直到我父母找到更长久的住处，但我真的很喜欢这所学校，即使在我们在布鲁克林的富拉特布什区找到自己的房子之后，我仍然坚持学完四年。军事学校令我着迷。第一年我没少受欺负，我学会了接受批评，而不是提出批评，这使我终生受益。迷人的校园和长满常春藤的红砖建筑物丝毫没有减轻校方对纪律和严格训练的要求。我们每周上六天课，有严格的作息规定。纪律正是我所需要的。
一开始，我就有幸与克莱尔·弗兰茨（Clare Frantz）发展了亲密的关系，他是我的拉丁语教师和网球教练。拥有日耳曼血统的弗兰茨身材高瘦，他对我非常感兴趣，鼓励我改善学习习惯。在课堂和网球场上他都陪伴着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与我那总是沉浸在生意当中的父亲不同，克莱尔与我相处得非常愉快。
他有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妻子，他们经常请我到他们在学校的家中吃晚饭。很快谣言四起，说我与克莱尔的妻子有染，但这只是我那些同学的想象。到第二学期，我的成绩已经有明显的进步。第三学期，我真正开始大显神通，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余下的几年里，我的成绩一直在全班35名同学中排在第二或第三名。有一年，我还获得全班第一，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还给了我尝试许多课外活动的机会。我为校报《晨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我不是一名好记者。我还记得参加过一次在皮克斯基尔的主要街道举行的哥伦布纪念日游行，肩上还扛着我的大低音鼓，一只德国牧羊犬从路边跳出来，先是咬住了我的脚后跟，然后把它的牙齿深深嵌入我的小腿。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坚持完成游行后才处理伤口。
在弗兰茨的不懈鼓励下，我对网球非常有热情，很快就打得很不错。我非常愉快地代表学校参加了各种比赛。第四年的时候，我赢得了西切斯特县私立和教会学校少年单打赛的冠军，并受到邀请加入纽约的少年戴维斯杯队，这使我有机会在森林山的专业体育馆与当时有名的网球运动员潘古·塞古拉（Pancho Segura）一起训练。这些打网球的经历是我高中生活的一个亮点。
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的少年生活使我极大地成长。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喜欢我，还给我起了两个绰号：“鸭子”（因为他们说我走路摇晃）和“五点钟影子先生”。第三年的时候，我被授予中尉军衔。担任军职给我带来一些特权，比如享受军官的住房（仍然非常简陋），晚上可以晚熄灯，以及周末可以去皮克斯基尔城里。
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我还开始对姑娘动心。我的初恋是在第二年暑假，我当时是外公农场附近一家酒店的保镖。我在那儿遇见了一个大学女孩儿，她对我却兴趣缺缺。我们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我当时正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位置，她极大地帮助我提高了自尊。后来，当我遇到玛丽安·罗杰斯（Marian Rogers）时，我有了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我父母的邻居是玛丽安一家人的朋友，他们为我们做的介绍。接下来的两年，玛丽安和我平稳地交往，她在周末来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参加舞会和其他社交活动。
玛丽安的父亲在曼哈顿拥有一家烟斗和烟草商店。他教会我吸烟斗的技巧以及如何辨别好的烟草。很快，我成为他在皮克斯基尔的非正式分销商。我是唯一有这种特别口味的烟草的人，而且它是百分之百合法的！我仍保留了一张黑白照片，我穿着一件羊毛衫，双腿交叉靠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得意地拿着我的烟斗。不论这张照片显示出怎样的宁静，一旦我踏入现实世界，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它。
我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的几年中，我父母经常来看我。有时他们一起来，有时我父亲独自开车来。不管怎样，他总会让所有人知道他的到来，他们一起来时，他总是盖过我母亲的光芒。他习惯咬着一支大雪茄，和我的朋友打招呼，用故事和玩笑逗乐他们。我既尴尬又骄傲。
这时，我父亲正在做他的钢铁进口生意，公司名叫美国钢铁公司（American Steel Company）。在外面的人看来，生意似乎非常成功，因为我父亲过得很奢侈。他开着昂贵的车，拥有数不清的衣服，每周都要理发和修指甲。但我后来知道，事情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生意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大，只有在钢铁业罢工时生意才好，因为这会提高价格，从而提高我父亲公司的利润。一年夏天在公司里帮忙的时候，我还发现我父亲和他的合伙人似乎一直在针对谁能造成最大的支出展开竞争。我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建立一家公司来说是糟糕的习惯，这家公司正在负担私人支出，这令我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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