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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秋，我的情绪开始低落。我最后认识到我所指望的热烈邀请只不过是幻想。我开始怀疑美国运通是否伤害了我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使别人不敢聘用我。我越来越无所事事，开始花更长的时间吃午餐，我的频繁饮酒使我昏昏欲睡，尤其是在没什么事刺激我动脑筋的时候。
我经常回到办公室，然后发现自己在沙发上午睡，这是我所不习惯的。琼妮对我的精神状态恐怕不是一点担心，尽一切努力提高我的兴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打电话来建议去看一场下午场的电影。我还有着忙于工作的幻觉，坚持说：“琼妮，我不能去；我在工作。”然后，琼妮用她独有的方式说：“但是桑迪，你没有工作！”她很快就开始强调，一个人的存在并非必须由工作来证明，并提醒我，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钱，并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我不肯定是否同意她关于存在的言论，但我欣赏她的观点。
听起来或许很愚蠢，但琼妮要求我留下私人司机和购买我所习惯的一切来维持我的自我形象设定。“你并不需要为某家公司工作来换取这些享受，”她说。“如果你想乘坐私人飞机，那就租一架。”
虽然感到茫然，但我尽力不表露内心的情绪，并睁大眼睛寻找新的机会。我还提醒自己拥有好运，因为我没有大多数失去工作的人面临的财务问题。琼妮和我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我还经常故意向阿里森炫耀我们遇见的名人。我会经常模仿电视问答节目问他：“猜猜我们昨晚遇见了谁？”这成为放松办公室情绪的一种游戏。某一天或许是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另一天或许是韦恩·罗杰斯（Wayne Rogers）。
有一天，阿里森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吉姆·马里斯（Jim Marlis）夫人，邀请琼妮和我用晚餐。阿里森通常知道哪些人是琼妮和我的社交朋友，但这个名字似乎完全陌生，她花了大半天时间弄清楚这个神秘来电者的身份。马里斯夫人实际上是女演员格伦·克罗斯（Glenn Close）。我在格林威治的房产中的小别墅是她长大的地方，她现在想租小别墅度夏，寻找根的感觉以渡过离婚后感情上的困难时期。
我会很愿意忘记我对这一时期的感觉，除了一点，那就是我有机会与孩子们更好地交流，他们都向我提供了支持，并与我聊未来的希望。当然，杰西卡和马克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们生命中第一次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并感到平等，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达到新的层面。比如，杰西卡开玩笑说：“我猜我将不得不买下你的雪茄，因为我有工作而你没有！”我们全家去罗马和巴黎度假，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全家一起度假固然使我感到新奇，但没有通常工作上的打扰同样使我感觉很奇怪。
度假充满了乐趣，旅途飞行一样令人难忘，因为琼妮和我坐在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旁边。不知为什么，参议员和我最后喝得有点多。我们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以至于坐在我们前排的一名牧师终于大声叫我们“闭嘴”，后来孩子们告诉我们坐在飞机后排都能听见我们的声音。这次度假以后，我很遗憾我们从那以后再没有计划别的家庭活动。我屈服于我的不安全感，坚持每天去办公室，从而失去了与马克和杰西卡进一步亲近的机会。
家庭生活使我振作起来，我参与卡内基音乐亭事务的深入为我带来进一步安慰。自1982年进入董事会以来，我就认识到音乐厅存在巨大的潜力，能够为纽约市的活力和整个音乐界做出贡献。我十分钦佩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他是卡内基音乐厅的拯救者，是支持着这座音乐厅的智慧和精神上的巨人。20世纪60年代末，音乐厅曾是私人财产，后来被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后者打算将它夷为平地，以办公大楼取而代之。斯特恩几乎孤军奋战地发动了一场拯救，导致纽约市和纽约州在1960年买下音乐厅。艾萨克·斯特恩绝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除了拯救卡内基音乐厅之外，他还倡导音乐厅开展音乐教育和扩大社会影响力。这为音乐厅开创了新的方向，但卡内基音乐厅在过去20年里只能靠政府补贴和董事会的慷慨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我担任董事之后，就开始问为什么卡内基音乐厅没有更努力地联系广大社会，也没有把筹集资金当一回事。我的观点遭到几名董事的反对，他们或许认为寻求资金是降低他们尊严的事，但我的观点获得了艾萨克的同感。他很快邀请琼妮和我去棕榈滩共度周末，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
艾萨克为人热情慷慨，使我们立即放松下来。坐在俯瞰大海的甲板上，他自由地畅谈他对卡内基音乐厅的梦想，在这里，音乐作为共同的语言将能够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将文化一代代往下传。“当你坐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你仿佛能够感到墙壁中渗透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喃喃地说。“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在这里表演过，从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到杰什查·海费兹（Jascha Heifetz）到叶赫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到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Vladimir Horowitz）。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智慧传给下一代。”艾萨克继续讲述他重振音乐厅、建立杰出的音乐教育中心并扩大音乐厅的社会影响力的宏伟计划。
艾萨克的激情具有传染性。他知道我会回应这个清楚有力的行动计划，并且相信我会支持他把音乐厅建成一个更专业的机构。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就提出让我领导一个指导委员会，负责为卡内基音乐厅的重建筹集资金。我对艾萨克的赞誉和亲身关注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此前从未筹集过真正大笔的资金，也不确定是否能当此大任。
在艾萨克的又一番甜言蜜语之后，我同意与卡内基音乐厅主席吉姆·沃尔芬森（Jim Wolfensohn）一起担任联合主席。后来，琼妮和我决定拿出250万美元作为资金筹集计划的启动礼物。我们的捐赠是自1891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初始捐赠以来最大的单笔捐赠。我的理由是如果我自己不愿意贡献资金，那么也就不能要求别人愿意。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宣布从美国运通辞职。没有了大公司的支持，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留任资本筹集运动联合主席的资格。我立即致电艾萨克和吉姆·沃尔芬森，辞去这一职务和我的董事会席位，但他们都立即拒绝了我的请求。艾萨克尤其反对，并保证我仍然拥有他的信任，对我说我的热情和投入才是重要的。他的话与琼妮的话如出一辙，那就是我的自我价值并不总是与某家大公司联系在一起。他的真挚友谊对我意义非凡，说明我并不需要一个神奇的公司头衔来显示我的重要性。
在接下来的一年，我全心全意地为卡内基音乐厅筹集资金，这为我每天在西格拉姆大厦办公室的无聊而沮丧的生活提供了急需的放松。我们筹集资金的努力很快硕果累累。随着资金的流入，卡内基音乐厅加速了长期推迟的重建计划。压顶石在1986年底落成。我们筹集了大约6000万美元，将主音乐厅和一个小一点的独奏厅完全翻新。
经过七个月的修建，流光溢彩的卡内基音乐厅在12月重新开放，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由市长剪彩，举办了两次正式晚宴，上流社会人士悉数到场。当晚的音乐由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还有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勒拿·霍恩（Lena Horne）、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和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等人的表演。仅三周之后，琼妮和我就参加了一次更为秘密的庆祝，琼和斯坦福·I·韦尔独奏厅的开幕。艾萨克和吉姆慷慨地决定将新修的剧场以我们的名字命名，感谢我们的捐赠，因为它刺激了后来的筹资活动。
重建卡内基音乐厅使我领略到慈善业的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把钱捐出去的感觉比不得不挣钱的感觉更好。我还非常喜欢与卡内基音乐厅的专业人士共事，与他们发展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直到艾萨克·斯特恩2002年去世，我们都保持着非常美妙的友谊。艾萨克鼓励我放宽思维、大胆想象，就像塔比·伯纳姆早年鼓励我一样。我一直最尊敬的人是充满激情、智慧、幽默和从容的人。从这一点上讲，艾萨克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未来主义梦想家，而不仅仅是他所自称的“拉小提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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