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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我不知道当我走向70岁生日的时候还有什么期待。2003年3月，卡内基音乐厅的发展总监和我的妻子一起筹备了庆祝会，为一项新的音乐教育捐赠基金筹集资金，而这项基金是我作为卡内基音乐厅的主席发起的。通常，我对于以我的名义举办的庆祝活动会感到兴奋。但最近的一些事压在我的心头，几个月以来都感觉心情不好。新千年伊始，华尔街出现低落的情绪，过去三年中，整个金融业的氛围都很糟糕。

    作为世界最大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CEO，我不可避免地被那些为无数遭遇损失的投资者寻找替罪羊的人扔进巨大漩涡中。花旗集团过去的标准是不比平均水平差，然而，不幸的是，投资者、监管者和媒体都盯上了我们的公司。2002年有几个月，监管者质疑我们公司的执业操守，使我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

    最糟糕的时候，我感到花旗集团和我受到媒体的拷问，并担心监管者会忽视实事。多年来我经历了许多，但那些日子堪称我的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

    幸运的是，花旗集团和华尔街其他一些大公司经受住了调查，并在2002年底解决了这些监管问题。我没有因任何不当行为受到指控，而我坚持认为花旗集团在实施改革方面是业界的领头羊。我的同事们和我又回到日常事务上来。不过，这次危机还是有代价的。我的声誉--我最珍贵的财富--被践踏的那几个星期，我身心疲惫，深感伤害。

    在我的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抑郁稍稍有所减轻；然而，我无法不担忧我的声誉和一手创下的事业是否受到了永久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聚会感到紧张，以及为什么我在聚会上那么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那天晚上走进卡内基音乐厅巨大的礼堂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地方。工作人员搭建了一个临时地板，把座位掩盖起来，使舞台延伸到整个礼堂。数不清的铺着红色桌布的桌子和鲜花在巨大的舞台上迎接宾客，温暖而耀眼的烛光把暗淡的枝形灯架照亮。

    这座拥有100年历史的建筑，这座迎接过无数伟大艺术家的建筑，从未显得像此时这样友好，我自己也不禁沉思了一会儿卡内基音乐厅在我担任主席的十多年里如何获得了新生。我清楚地记得，我只是匆匆想了一会儿，因为我知道多达七百位嘉宾为我而来。

    并且，他们不是普通的嘉宾。我知道，那一晚我的生活将在我面前回放，因为我的家人、朋友、过去以及现在的事业伙伴、政府官员甚至一些竞争对手都来为我祝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担任晚会的主持人，当他请我的朋友一个个为我致辞，对我的职业生涯和我对卡内基音乐厅及其他慈善事业的贡献进行褒扬时，我感到无比高兴。一些本州及本市的显要领导人为我致辞，包括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也来为我祝福。

    我一贯喜欢成功的聚会，而这一次生日聚会，在监管调查带来的所有压力和不安之后，给我的心情带来无比的光明。对人们如何看我的担忧一扫而光。许多身份显赫和受人尊敬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担任我的嘉宾的举动令我深深感动。突然，我意识到，在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作为一个诚实、成功和有平民意识的商业领导人的声誉并未受损。

    并且，当晚卡内基音乐厅筹集到了6000万美元的捐款，创下了单项慈善活动捐款的最高纪录。

    在那个梦幻的晚上，我忍不住思考我到底走了多远。1960年，27岁的我与三个合伙人一起以极少的资金成立了一个证券经纪公司。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公司上市了，克服了极为困难的行业环境，然后，在我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收购，成立了希尔森-勒布-罗德斯公司（Shearson Loeb Rhoades），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

    1981年，我们以10亿美元把公司卖给美国运通，我则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美国运通总裁。不过，这段经历让我醒悟，四年之后，我便辞职了。后来，我经历了短暂的“中年危机”，有一年没有工作，但1986年，我成为商业信贷公司（Commercial Credit）的CEO，这是一家当时陷入困境的小公司，我很快使之上市，同时恢复了其资产与负债的良好平衡。从这微不足道的第二起点开始，凭借许多能干的合作伙伴的帮助，我再一次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大公司。

    在接下来的17年里，我们将这家小型消费信贷公司变成了花旗集团，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

    我有许多商业上的成就，但在我的生日晚会上，我同样对我为非营利事业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除了帮助重建卡内基乐厅之外，我还创立了推动中等教育的国家学术基金会（National Academy Foundation），并担任韦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主席。看着那晚金碧辉煌的卡内基音乐厅，我不禁感叹自己如何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军乐队低音鼓手变成世界最高音乐殿堂之一卡内基音乐厅的主人。

    除了在美国，还能在哪里实现这些？

    除了帮助我消除关于声誉问题的担忧之外，我的生日晚会还促使我对退休和继承人问题下定决心，这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两个决定。我最早于2001年开始考虑退休，也就是创造了花旗集团的合并之后三年。当时，投资者正开始关注花旗集团的强大潜力，疯狂抬高它的股价。

    我喜欢看着我们的股票价格飞涨，把它理解为对我的领导的信心。我知道创造花旗集团是一生只能有一次的成就。它代表了我辛苦工作和个人牺牲的50年生涯的顶峰。它的全球分布、丰富的产品和多样化的分销渠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金融机构无法匹敌的。在构建这家伟大公司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所有的模式。公司整合过程中的困难被我们一一击破，我认识到，此时或许是最佳的退休时机，因为在最高点退出对我意义重大。然而，关于退休的考虑不得不被放到一边，因为监管问题很快占据了我的主要注意力。

    幸运的是，监管问题并没有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并且花旗集团在熊市下仍然盈利颇丰，比如，即使遭到了不寻常的指控，我们的盈利仍然在2002年增长了8%。强劲的盈利抵消了公司声誉受到的打击，2003年初，公司的增长又大幅提升。在70岁生日晚会带来的愉悦心情之下，在公司盈利不断改善的前景下，我很快确定我再一次面临着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的机会。那年春天，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想更多地与琼妮和家人在一起，尤其是我的孙子孙女们。我已不记得最后一次真正休假的情形。我一生中在不断地寻找理性的答案，理智告诉我，到了改变生活重心的时候了。

    我在生日之后四个月宣布退休，也就是2003年7月。这一决定是我的合作伙伴们始料不及的，但我知道时机是对的。我们的监管机构已经就绪，花旗集团的盈利即将连续三个季度创历史纪录。我很快任命了我的继任团队，并极力避免许多公司经历过的当CEO提前公布退休计划时出现的损害性竞争。继任CEO的人选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是与我共事多年并为我信任的合作伙伴。

    接下来，我感到对已经熟悉的属于我的名望有些依依不舍，我更希望过一种节奏缓慢一些但仍保持适度紧张的生活。我对创下的事业很满意。我管理过的公司曾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在金融服务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过去50年中，它们繁荣发展起来。我成功做到了领先于行业发展趋势一步，不止一次地，我担任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角色。

    我很自豪能够有两次机会证明我的商业才能，一次是希尔森-勒布-罗德斯公司，一次是花旗集团。多年来，我看到许多竞争者出现又消失，而我的公司一直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看到花旗集团及其前身在我的领导下业绩超过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等蓝筹公司，以及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我就激动不已。2

    这样的成功和这些股东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呢？有人或许认为只是我的运气比较好，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些年来，我还坚持着一些对我的成功带来莫大裨益的原则。本书讲述了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将我的商业经验生动地展现在你面前。总结起来，下面是我在商业领导和商业成功方面的十条经验：

    第一，在其他人遭遇失败的时候获得成功。很早的时候，我就将变化看成机遇，并希望我的公司在行业面临压力时灵活多变。反向投资是不错的选择。良好的财务状况和高度有效的营运是利用行业逆境的关键。如果一家公司不能保持增长，它就会衰退或死亡。这样的思考方式会带来果断的行动，即使环境恶劣。

    比如，我的第一家公司在1970到1974年的短短四年间就由默默无闻变成业内领先者。由于经营上的困难、水门事件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几年实际上是证券业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