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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不但没有做官的气派，更不会行做官之道。在香港的时候，陈璧君第一次召见他，当时给了他2000元的机密费。而胡兰成并不知道那是津贴，还以为这钱是要用于公事的，于是就将这笔钱用在了发动外围政治团体上，而且每个月还向陈璧君如实汇报并报销，只可惜陈璧君是不会看见他的报销单的。这足以体现他在做官上的笨拙了！以至于到了上海，胡兰仍然三番五次地拒绝接受机密费。以他这样的头脑想去玩弄政治，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不是汪妻陈璧君欣赏他的文采，他是绝对不会受到汪精卫的重用，也许早就被抛弃了！遗憾的是，胡兰成并不明白这一点，反倒得意自己的“诚实”，他实在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在政坛上没有自知之明还想耍弄小聪明的，难免会被人当棋子用。汪伪政权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士群就是借胡兰成这个梯子而很快爬到高层决策圈的。
当时的李士群是周佛海手下的警政部次长，汪伪政府“还都”的那个夏天，他留在上海照看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胡兰成那时也在上海，有天他闲着没事干忽然很想去七十六号“看看”，把那种血腥残酷之地当成闲游之地逛逛。这一逛，逛出了不小的名堂。
李士群是个颇有野心之人，不甘久居人下，他一直谋划着如何跳过周佛海而“直面主公”，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这时看到胡兰成来了，不免大喜过望。因为当时胡兰成的官虽然不太大，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汪精卫的心腹，和汪有很好的私交，有直接进言的机会。于是李士群便使尽手段让胡兰成与他结成联盟。而胡兰成对于七十六号和李士群的印象都不错，加之政坛中铁杆盟友不多，就答应了。
这第一次发难，是胡兰成和陈璧君让汪精卫把特工机构七十六号的最高权力收归汪精卫本人，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无此情报部门不归首领直辖之例。说服了陈璧君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南京，向汪精卫进言，请求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隶属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时本来也想试图改革周佛海的特工组织，于是顺水推舟，果真撤了特工委员会，另设调查统计部，比原来预想的“局”更高一级，而且让李士群代替周佛海作了警政部长。
胡兰成自觉随便动动嘴就办成大事，不免得意非常。当时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日报》，辞去了总主笔的职务，开始经营《国民新闻》。而李士群突然高就部长，自然对胡兰成很感激，一直想着要报答。一听说胡兰成要办《国民新闻》，就立刻将机器给他弄来，还帮他选好报社的地址。这次帮李士群，应该说相互利用的成分还不是很多。
胡兰成新接手的《国民新闻》，其要旨就是继续鼓吹“和平运动”，拒称“沦陷区”而称“和平区”，并强调“抗战区”和“和平区”是同一个中华民国。但是根据汪精卫之前和日本人发表的公报中，汪精卫已经在由“局部和平往全面和平延伸。”那么日本人应该从“和平区”局部撤军，但是日本人来得容易，让他们走就不是中国人能说了算的。胡兰成为了完善自己宣传的论据，于是有天就去找李士群，问他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撤退，由南京国民政府自己来维持秩序，还问他如果日本人撤军，李士群你能不能去接防。李士群早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听胡兰成这么一说更是大喜，于是一口答应说动日本人撤军。
后来胡兰成去了南京向汪精卫提出自己的建议，汪精卫也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要求，没想到板垣同意了，并提出了军队也同时换防并协助日军“清乡”的要求。板垣的这个举动名是撤防，实是让汪精卫的军队替自己“清乡”，打击沦陷区的反日活动。日本撤防后，汪精卫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他亲自兼任委员长，李士群当主任，代汪精卫在江苏范围内行使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这次其实是胡兰成和汪精卫中了圈套，日本可为沦陷区腾出兵力去前线，而李士群则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撤防变成了“清乡”，而“清乡”又变成了帮日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还对抗战区封锁物资，胡兰成本来一片好心，想帮汪精卫要回一点“和平区”的治权，却事与愿违，变成了这个结局，让沦陷区的百姓受苦了。胡兰成从这件事中也看出了李士群的贪心，知道这个人不能深交，便决定以后和他适当地保持距离。
胡兰成好心办了坏事，心里有气，当时适逢汪伪的财政部和日本签订新经济协议，《国民新闻》发了一篇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文章，骂财政部长周佛海丧权辱国。本来嘛，汪伪整个政权无疑都是在丧权辱国，也没被少骂过，但这次的骂声居然是从自己的阵营里出来的。周佛海当时十分狼狈，他知道这个事胡兰成肯定是知道的，第二天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引咎辞职，说自己在这种时局下，不得不签此协议，而他胡兰成的报纸确实也骂得句句在理，为了维护政府在国人面前的威信，自己愿意引咎辞职。汪精卫自然是要竭力挽留的，面对胡周只能留一个的局面，汪精卫最终还是下令免去了胡兰成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职务。胡兰成当时正在上海，林柏生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并转述汪精卫的话，说他是“自己人”，让他去南京见汪，当另有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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