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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的三年，可以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储备时期”，她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从张爱玲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早期作品，到在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作品，其中有着“质”的飞跃。在港大的刻苦学习使张爱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在生活经历上有一定的积累。这也为张爱玲后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事实上，张爱玲最初是用自己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开始创作生涯的。1943年1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长达8页，其中还附带了她自绘的12幅发型、服装等插图。这篇文章的题目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张爱铃在文中细致、清楚地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以及服饰上的改革，那些插图也十分简洁、生动有趣，极富表现力。这篇长文引起《二十世纪》的主编克劳斯·梅涅特的极大兴趣，他先是被张爱玲流利新颖、还有一丝维多利亚末期的英文风格所感染。在他得知这篇上万字的长篇文章及精美图画竟然出自一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之手后，便在“编者例言”中指出，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其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并誉张爱玲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有了梅涅特的赞誉，年纪轻轻的张爱玲欣喜不已。紧接着，她便一鼓作气，一年之中，竟然在该刊物上先后发表的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6篇影评。这种创作频率是当时其他作家都无法相比的。而张爱玲写作的那些影评，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史发展与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些连袂而出的英文文章，使张爱玲深厚的英文功底立即凸现出来。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注重学习英文，在圣玛丽亚女校校刊发表的《牧羊者素描》、《心愿》就是用英文写的。在港大期间，她的英文更是达到了一种地道纯熟的程度，对此，张爱玲的姑姑确实大加夸赏，说张爱玲“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化学”。刻苦的磨砺加上过人的悟性，造就了她一手漂亮的英文，也因此使她一鸣惊人。
1943年6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Still Alive》，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一经刊出，便收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说到这篇文章，它可在张爱玲早期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篇文章不仅流畅美丽，而且集中表达了张爱玲对世间百态的理解。张爱玲正式步入文坛后的创作思想，大多源于此处。这篇文章开头便写道：“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最开始就使自己站在了中国生活观察者的位置上，嘲讽中带着热爱。这种态度也频频出现在她后来的小说中。
从一个23岁女人的角度出发，张爱玲看到了男权社会温馨面纱下的虚伪与残酷，更清楚地看到了生命被忽略、被遗忘、被掩饰的悲凉。这是对人生真相的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发现。因此，张爱玲总是以一种洞彻入里的“眼光”看待人生与命运。看《空城计》时她就想：“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岗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遇之恩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对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中国文化历来是不太关注的，一般人也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紧紧地同社会秩序中的某一环节某一位置相联系，这样一来，在别人眼中，自己便是“成功”的，但这其中却压抑、忽略了生命中许多真正美好的事物，而且没有意识到“锣鼓喧天、张灯结彩”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明丽丰满的内心生活的存在。不仅自己如此，别人也同样，因此张爱玲说，“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可谁又能站到闹剧背面，清楚地看出我们生活中的滑稽与悲哀呢？张爱玲恰是这样一个女子，她能够直接、坦然地面对生命与生活，她不同于和她熙攘而过的行人。张爱玲后来寻找自我的一种基本尺度，便是被遗忘、被忽略的生命自身的美。
同年12月，张爱玲再次发表了名为《Demons and Fairies》的文章，中文译名为《中国人的宗教》，这是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最长的文章。张爱玲创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人”，虽然这篇文章的论题颇大，但她仍能谈微言中，整篇文章都保持着轻灵飘逸的风格。梅涅特曾赞扬道：“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但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张爱玲走上职业道路的第一步台阶，在她为《二十世纪》投稿的同时，她也给《泰晤士报》写过一些英文影评和剧评。在这期间，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对生活本身的洒脱，华美清丽的文风，都充分地表达出来了。例如她所创作的《中国人的宗教》，书中她谈到关于中国人的怀疑主义，“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张爱玲提到了大多中国人的普遍人生态度，“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书中，张爱玲还以中国人缺少私生活的现象，引申出其中的弊端，“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便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必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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