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原本以为这次归来能挽救自己的家庭，然而封建遗少的习气早已深入丈夫的骨髓，想要改造眼前的这个男人，已是万万不能的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不要也罢！
根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的说法，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他自知理亏，所以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冥冥中，母亲对这段婚姻决绝的态度，亦传给了女儿。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束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苦苦徘徊挣扎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一场惊艳，一场浮华的旧梦，一个绝美的传奇吧。
尽管母亲勇敢地和父亲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但对于个性独立的母亲，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若干年之后，张爱玲讲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对于父母的离异，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曾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张爱玲的父母是协议离婚的。孩子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不过张爱玲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坚持，女儿日后要进什么学校，必须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父亲方面承担。母亲的坚持，使女儿得以继续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再给她改过来。可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的名字，而随意想起的“张爱玲”这个名字，却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张爱玲的家从此变成了两个——父亲的家，母亲的家。按照离婚协议上的要求，母亲仍关心女儿的教育问题，尽管她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张爱玲也同样可以去看望母亲。这一点让她感到极大的满足。离婚后，母亲就很快同姑姑一起搬走，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这边也搬到了一幢新洋房——康乐村10号。
尽管分居两地，张爱玲时常去母亲和姑姑那边玩，母亲公寓内的欧式装饰让她十分好奇和着迷。在那里，她生平第一次见到铺在地上的瓷砖、浴盆与煤气炉子，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喜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相比较之下，父亲这边的家则完全是两样：“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当小爱玲还陶醉在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感中的时候，母亲竟又要动身出国了。在临走前，母亲曾到黄氏小学去看望过她。她不愿当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私语》中，她写道：“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解决，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这一走，父亲这边的家很快又变回了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的仆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时间仍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溜走。她住在学校里，继续上着小学。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家里派来的司机来接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爱玲继续学习钢琴，还请了一位白俄老师授课，每周一次。但父亲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她向他要钱交学费时，父亲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给。可怜的爱玲“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此断了。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的“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