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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初年，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东北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朝廷十分惊恐，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明史·河渠一》）。
在处理影响广大的复杂问题时，徐有贞被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他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徐有贞《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敕修河道工完之碑》），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明史·河渠一》），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徐有贞进为左副都御史。
毫不夸张地说，徐有贞在中国治水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在政治上，他多被史家列为奸臣，但他又是一位出色学者，这是毋容置疑的。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并早于西方近400年做水箱放水实验，是科学史上的一大事件。在徐有贞治水成功后一年，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徐有贞传》）。张秋地区百姓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谢肇淛《北河纪》）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搀杂，表现出历史人物复杂的多面性。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出来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群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的话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御史萧维祯等人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大学士萧镃认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应该另选贤良。群臣意见不一，鉴于钟同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上奏提重立沂王为储，于是拟定以“早建元良”请。
正月十四，群臣将奏疏递了上去，景帝没有答应，有谕令下来：“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景帝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想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来，就头昏眼花。叹息了半天，景帝决定选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景帝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
景帝将石亨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一切都痛快地答应下来，但他亲眼看见景帝的病态，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他退出后，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景帝已经不行了，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景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英宗身上，拥立英宗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先前迎英宗于宣府的那位）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待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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