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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礼部郎中章纶依照先前与钟同的约定，再一次上书。他的语气就比钟同直接多了：“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明史·卷一百六十二·章纶传》）
景帝读到“上皇是天下之父，陛下是上皇之臣”之句，大怒，当即下旨捉拿章纶和钟同。这时候日薄西山，天光已暗，宫门都已经上锁，不得出入。传旨的宦官便将圣旨从门缝中递出。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
章纶，字大经，号葵心，乐清人，出生在雁荡山麓南阁村。章纶八岁入社学，燃枯竹为灯，夙夜苦读，所咏《寒梅》诗：“梅生山谷间，不与群芳异。霜冷雪寒时，清香满天地。”深受塾师章仲寅的赞赏，认为章纶将来“必树名节”。宣德六年（1431年），章纶入选府学，知府何文渊留署施教，学养大进。正统三年（1438年），章纶中举人。次年上京会试，于途中寓所捡到一箱金子。家境贫寒的章纶却能拾金不昧，在原处坐候失主，传为一时佳话。就在这次会试中，章纶中二甲三名进士，授官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与同样胸有大志的钟同情投意合，结为好友。
章纶和钟同被关入臭名昭著的诏狱，备受酷刑，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和钟同都只说意由已出，并非人授。主审的刑部官员得到司礼监的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的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惨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钟二人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昼晦，伸手不见五指。审讯官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两人关回狱中。
当时有个进士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他愤怒之下，写了一封信给当朝重臣于谦，话说得非常不客气：“奸人黄矰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看了后，心中很有感触，便将杨集的信拿给刚入阁的大学士王文看。王文说：“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让杨集任六安州知州。
杨集写信的本意，本是想激励于谦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拿给王文看的本意，也许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他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现在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在这场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但他自己，反倒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另外还有个气节之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从南京上书，提到当年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对待兄弟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景帝看了很是生气，扔在了一边。一年后，廖庄到京师办事，触动景帝旧嫌，以廖庄“平时狂妄”的罪名，杖八十，贬为兰州附近的定羌驿丞。
景帝身边的宦官舒良说：“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一句话，勾起景帝旧恨，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命大，奄奄一息，总算活了下来。钟同死后，他的马嘶叫而死，传为当时一大奇事。
［英宗复辟后，郭登上书说章纶、廖庄、林聪等人都因为直言得罪，应该给予嘉奖。英宗立即下旨释放了章纶，并下令找出当年章纶和钟同的上疏，结果始终没有找到。有个记性好的宦官为英宗朗读了所记得的内容，英宗“嗟叹再三”，擢升章纶为礼部右侍郎，赠钟同为大理左寺丞，并录钟同长子钟启为国子生，不久任命为咸宁知县。章纶因不趋附权宦石亨，又和尚书杨善论事不合，改调南京礼部，改就吏部。章纶生性亢直，不为当事者所喜，任侍郎二十年未升迁，后来辞官回乡，优游林泉，以诗书自娱。］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景帝视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说：“沂王不宜居住南内，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沂王徙封到外地。徐正本来是要讨好景帝，没想到景帝正是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从此以后，满朝文武，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
景帝为了再有儿子，终日沉溺于后宫嫔妃的温柔乡中。求子心切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纵欲过度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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