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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宁带着高磐等人先来到宣府西北野狐岭，扬言奉太上皇英宗之命，前来索取礼物。宣府的守将本来是杨洪，瓦剌进军北京时，杨洪奉急诏率两万人入卫京师，大破瓦剌军于霸州。之后论功，杨洪由原封的昌平伯进位为侯，并留在京师负责训练京营，兼掌五军都督府的左府。此时宣府守将为左都督总兵官朱谦和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杨洪次子）。
当时喜宁一行人先遇到了巡逻的都指挥江福。听说太上皇使者到来，江福立即款待接风。高磐趁喜宁不备，将一封密信交给江福。江福装作上茅房离开，展开密信一看，为英宗亲笔，让明朝务必趁此机会杀了喜宁。江福读了密信后，心领神会，立即进城去调兵。喜宁见江福久不回来，起了疑心，站起来便打算离开。高磐冲上去将喜宁抱住，刚好江福带兵到来，将喜宁抓住。
喜宁熟知明军虚实，当时明朝深恨喜宁为患，曾经下公告说：凡是擒斩喜宁的人，赏黄金千两，白银二万两，爵封侯。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因此起了冒功之心，上奏说喜宁为自己所捕获。喜宁随即被押送到京师。但杨俊未能因此而封侯。景帝认为杨俊是边关重将，捕获喜宁是职责所在，只将他晋升为右都督，赐金币。
对于喜宁的处理，在明朝内部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喜宁虽然危害极大，罪该万死，但他此时是也先的得力谋士，备受信任。正值也先一再对明朝廷做出议和表示之时，明朝廷如果杀了他，势必会触怒也先，搞不好战争又起。朝廷上下都犹豫不决。于谦却坚持要杀喜宁，奏称道：“（喜宁）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胡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于谦子于冕《于公祠墓录》）二月十七日，喜宁被凌迟处死。
三月，也先分兵入寇庆阳、朔州、大同、阳和、偏关、乱柴沟、天城、野狐岭、万全卫等处，边关警报连连。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请求朝廷派人同瓦剌讲和。于谦答道：“前遣指挥季鐸、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并切责许贵。自此，边将人人主战，无人再敢言讲和。
从三月到五月，边关战事不断，明军和瓦剌军各有胜负。
六月，也先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还太上皇。郭登决定将计就计，率领众将领在月城内“迎驾”，同时在城上设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门闸，由此救出太上皇。布置就绪后，郭登打开城门，出城大叫道：“来将既送归太上皇，请令太上皇先行，护从随后。”瓦剌不理会。也先送英宗朱祁镇将要到达大同城门时，发现了明军有埋伏，大为惊骇，遂挟持英宗朱祁镇逃走。因为英宗朱祁镇的缘故，郭登也不便派兵追击。
至此，也先计无可出。在一切阴谋诡计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奇货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英宗朱祁镇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颇为优厚。也先对这位对手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摆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漠北天气寒冷，也先还命令妻子献出“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文章。英宗朱祁镇始终只是个俘虏，他几次被也先挟持入关，风霜雪雨，跋涉甚艰，无一日不胆战心惊，可谓吃尽了苦头。身边可以信赖的人，只有袁彬和哈铭。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今江西宜丰）人。父亲袁忠为锦衣卫校尉，在皇宫中任职近四十年，一直充当皇帝的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还乡，以三十九岁的儿子袁彬代其校尉职。校尉只是一般的卫士，袁彬地位卑微，本来他的一生也会跟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就因为他跟随英宗亲征，并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之后一直随伺在英宗身边，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英宗的吃饭穿衣、行走睡觉，与瓦刺首领交涉等一切事务，全由袁彬承担。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过惯了优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镇哪里吃过这种苦头，自然彻夜难以入眠。袁彬便与英宗朱祁镇睡在一个被窝，用自己的腋窝为英宗暖脚。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时，袁彬便背着英宗而行。袁彬曾经水土不服，感染风寒，一度病重，发烧不省人事。英宗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不料经英宗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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