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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英宗朱祁镇即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位英宗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希望能成为一个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于是，在他当政期间，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当时还健在的蒯祥又受命主持营建三大殿和乾清宫、坤宁宫的工程。施工中用各局监轮班工匠三万余人，军队三万六千人。正统四年（1439年）十二月开工，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三殿二宫竣工。
之后，蒯祥还参与许多重大工程建设，“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予”。景泰七年（1456年）丙子秋七月，蒯祥从太仆寺少卿升为工部侍郎，但仍督工匠，时人称蒯祥为“匠官”。天顺末年，蒯祥担任十三陵之一的裕陵的总设计师，当时连英宗皇帝也都称呼他为“蒯鲁班”。成化时，蒯祥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仍“执技供奉”，俸禄食从一品。成化十七年（1481年）三月，蒯祥在北京病逝。宪宗皇帝闻讯后，特意派人致哀，赠蒯祥祖父、父亲为侍郎，荫封两子，一为锦衣千户，一为国子监生，并将蒯祥当年的居住处命名为“蒯侍郎胡同”。
尽管当时反对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这就要提到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
正如前面所提过的，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中央王朝，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至此，成祖朱棣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陪都，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不仅有其政治上的意义，也在经济上构成了一条联结南北的连锁轴线。
值得一提的是，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降为陪都，同样设立一套政府机构，但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南京宫殿虽然有皇族和大臣驻守，但却渐趋衰败。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六月，天降雷雨，谨身殿、华盖殿等被雷电击中起火烧毁。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南京刮飓风，太庙的树被连根拔起，太庙大祀殿和皇城各门兽吻被毁。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南京下暴雨，江水泛滥，整个南京城及皇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公元1644年，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南明不得不在陪都南京建立小朝延时，南京皇宫已经相当破败，三大殿荡然无存，福王朱由崧只能在武英殿登基。满清平定江南后，将明皇宫改为八旗兵驻防城，各处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太平天国期间，明皇宫又经受了一次较大的破坏。此时，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构件尚保存完好以外，地上只剩下一堆残垣碎瓦，成为蛇鼠出没的废墟。
在分别建设了南京和北京的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之后，明朝再也设有出现过超越他们的皇帝。一度强兵耀武的成祖朱棣死后，仅过了二十五年，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就面临了一次濒临绝境的危机——土木堡之变。而北京边防的困难在这一次威胁中彰显得格外明显。这次令天下瞩目的土木堡事变，更是直接促使了后来的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体系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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