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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元璋的遗憾
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俘虏后，帝国京师北京直接暴露在蒙古骑兵面前，这再一次显示了明朝北部边防体系的重大战略失误。实际上，北部边防的问题从明朝建国之初定都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在群雄对峙中脱颖而出，当上皇帝后则以刚猛治国，堪称一代英武。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相当中肯地评价了朱元璋令人瞩目的一生。但却有一件事，困扰太祖朱元璋近三十年，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没有解决——这便是定都的问题。这件事如同蒙古王保保始终不肯投降一样，令朱元璋始终耿耿于怀。
在与群雄争霸的过程中，朱元璋曾经选择了金陵（今南京）作为根据地。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金陵为都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取金陵后，改称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此时朱元璋并不满意应天，所以没有正式将应天确立为国都，其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以应天为国都的朝代都是气数很短，在当时看来，应天有些不大吉利；二是应天偏于东南，不便于控制全国；三是应天位于江左，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意，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今河南开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汴梁。实地考察完后，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的名称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朱元璋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说，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朝时称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为中都的想法。朱元璋称在临濠建都，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然而，临濠是朱元璋的家乡，显然更多的是朱元璋想要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群臣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明朝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并存的情况。
之后，朱元璋一直有将中都凤阳（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采用了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地区的文人和地主阶级。
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歌舞，其一有唱道：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的这件事。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但这其中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朱元璋身边的功臣许多都是他的同乡，江淮人在高官中占了很大比重。江淮功臣居功自傲，常有违法乱纪之事，且在朝中结党谋取私利。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对臣下的结党很是警惕。他担心临濠是许多江淮功臣的老家，建都临濠后，会助长江淮集团的势力。实际上，朱元璋的一生，都在为如何加强皇权而煞费苦心，所以他手下大臣大多不得善终，这其中也包括刘基。
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历史经常会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改变走向，而城市的命运也是如此，汴梁和凤阳就这样与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后，开始修建南京城墙和皇宫。周庄富翁沈万三在历史上有“聚宝盆“之称，富可敌国。当时，朱元璋攻打张士诚，张士诚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背后得到了苏州富民的大力支持。城破之后，朱元璋曾恨江南为张士诚出力，取沈万三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朱元璋下令建南京城时，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城墙修完后，朱元璋还算比较满意，也就没对沈万三下手。但明朝廷的检校们还是不时来找沈万三寻事，其实就是想讹诈银子。沈万三不过是个商人，不愿意去跟这些人折腾，为了一劳永逸，主动提出要为明军出军饷，结果犯了朝廷大忌。太祖朱元璋大怒，认为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想要犒赏皇帝的军队，可谓居心叵测。幸得太祖皇后马氏心慈，顺口说了一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后妃传》）沈万三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家产被籍没，人也被发配云南充军。他一个豪绅，养尊处优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不久就死在了云南。尸骨也不敢运回江南水乡，就地埋在了大理。
然而，沈家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经历过一次折腾。沈万三死后，沈家财产虽然损失大半，但沈家依然人丁兴旺，财力雄厚。洪武末年，沈万三的上门女婿顾学文和一个美貌女子梁氏偷情。梁氏的丈夫陈某是个弱智，顾学文故意派人引诱弱智陈某出门饮酒赌博，暗中与梁氏来往。陈某的父亲知道后，打算报复顾学文。可是沈家财粗气壮，陈家又不是做官的，怎样才能得手呢？刚好此时蓝玉谋反案发，牵连极广，陈某的父亲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玉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立即变成要案。沈顾两家的成年男子都被凌迟处死，被处死前都经过严刑拷打，逼出沈家财产下落；小孩则充军南丹卫；妇女发配到浣衣局为奴。梁氏作为引发这件事的主角，亦被公公即陈某的父亲逼令上吊自杀。从此，号称“江南第一富豪”的沈万三家族彻底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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