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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快邮代电发出后，不到六七天，南京、苏州、杭州均有复电寄来，都说决计参加，香港也有一个团体，叫中华医药会(地址在德辅道中)，他们来电说明不派代表，但是汇寄了捐款港洋一百元表示响应。
从此，我们天天开筹备会，组织了秘书组、总务组、财务组、宣传组、接待组、干事组，推选有办事能力的同道，分别负担各组事宜。
我本来是中医协会的秘书主任，到了这个时候，有几组都由我负责，幸亏有一位江湾办报出身的医界人士蒋文芳，他动笔很快，我们在商量之下，请他担任秘书，这样一来，我可以省出许多时间来策划各组事宜。
这次仁济堂的筹备大会之后，我便拟了一段极长的新闻稿，亲自送到各报馆，要求他们全部刊登，从前报馆的编辑们，一向都是信赖中医的，他们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深表愤怒，一收到这篇新闻稿，都一字不删地刊登在本埠新闻版的显著地位。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报纸，还兼写社论，阐述中医是不可废止的，这一来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力量。
从前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们都要发表通电表示意见，此次废止中医问题，他们激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是一致拥护中医中药的。
这种反应，本来对我们中医很是有利，可是却因此而刺激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当时西医界中最会动笔墨的是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四人，他们就出奇制胜地在各报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于是我们也推出四人，由一人应付一人，如打擂台一般在报纸上展开笔战，本来我是应付庞京周的，两人笔战，大家认为我措辞得体，笔锋锐利。料不到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此人就是当时所谓党国要人褚民谊，他拟好了一篇很长的谈话，送到报馆发表。从前报界对中央要员的谈话是很重视的，这段谈话稿送到报馆是下午三时，《申报》编辑赵君豪接到褚民谊这篇文稿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我先去看一看，说：“这篇谈话，来势很凶。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我说：“好。”我就立刻到《申报》编辑部，先把原稿抄了下来(可怜那时是没有复印机的)，直奔姚公鹤老师家中，商讨对策。姚老师说：“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你要应付他的话，最好当夜，拟写一稿送去，那么次晨就可以同时刊登于报端，否则的话民间人士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稿，未必会刊出。”我说：“好。”马上就在姚家小房间中起稿驳复，又请姚老师修改了一下，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次晨果然遑遑然全部登出，与褚民谊的谈话，相映成趣。医界中人看了无不拍案叫绝，说我做得既快且好。(按：有两家报纸对所谓中委褚先生怕得很，隔了一二天才补登我的稿件。)
从这个时候起，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所以在声势上，中医比较占上风；但也有一部分文字，是骂中医太保守，不能跟着时代走。
我忙了几天之后，款接组长余鸿孙来对我说：“各省各县的医师都有信来。说有代表三五人至六七人，广州代表陈任枚来电要订高级旅馆房一间。那么平乔路的小旅馆似乎不相宜了。”问我怎样办?我说：“款接组不能照规定的办法来做，大部分小县份代表送平乔路，小部分有钱的代表尽管为他们开第二级的惠中旅馆，或是第一流的大东旅馆，这些代表日后都有大宗捐款，我们多花一些招待费，是不会落空的。”
款接组的组员，都是年轻的医生，有二十多人听候余鸿孙指挥，某日某时到车站或码头，迎接时每组由八人等候，手执鲜明旗帜，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各地代表抵沪的消息，只是那时没有摄影记者，所以报上没有登载图片，但已声势浩大得很。
每一地方的代表到达上海，当天晚上一定到大西洋西餐馆进餐，由丁老师、谢老师等坐候着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宾主双方，言论都很激烈，说这次大会，非推翻议决案不可。
到了三月十七日，计算已到的代表已经有十五省代表，二百四十三县的县代表，四个市的市代表共计正式代表二百八十一人。其中四川、云南、陕西等偏僻的省市代表，因为时间上赶不到，未能出席，可是都汇来了捐款。
这次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假座天妃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这个会场是上海最宏伟的，有很宽畅的座位，到了这么多的代表还坐不满，于是由上海三个中医学校和药业职工会补充了全部空座，连楼上楼下两旁都站满了人，会期为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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