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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上海本来有三个中医团体，酝酿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公推丁仲英老师为召集人，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无形中内定丁老师做理事长，谢老师当监事长，于是我们就提出由丁、谢两位老师具名召集紧急会议，谢老师说：“好。”我们吃罢了之后，付款一元还有得找。谢老师叮嘱我们快快把全国中医地址名单开列出来，我们两人就说：“今晚我们开夜车，把全部名单摘录出来。”谢老师连声称是说：“明天晚上就可以召集三个团体先开一个会议。”我们回说：“遵命。”于是大家分手。
我与张赞臣两人，立刻各回家中，把订户名册细细查阅，查到南京、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都有中医团体，没有团体的就选择二三人作为该地通讯员。我的一张名单，做到半夜三时才告完毕，计算下来，全国有三百个省县市，都有了地址。
次晨，我向丁老师处做说客，丁老师一口应允，并说：“事不宜迟，要做就做。”于是各人分别摇电话，约定在一家番菜馆聚会，那天到会的不过二十多人。有陆仲安、夏应堂、殷受田、郭柏良等，大家看到我们所列的全国中医地址名单，认为这是“法宝”，不管我们上海市中医协会成立与否，先用这个名义发出“快邮代电”。
那时本有电报通讯的设备，但是要用电报来通知全国，计算起来，这笔费用太大了。有一种方式叫做“快邮代电”，只是用电报式的红格笺纸，上面印明“快邮代电”四字，实际即是快信而已。所谓快信，要比平信多贴五分邮票，这种信，邮局不放在普通邮包中，优先发出，优先送递，都是赶快车(所谓快车，即小站不停的通车)，我们用这种方式急速通知各地，这笔费用并不太大，可是日程计算起来，快信到北京要七天(那时津浦路尚未通车)，到山西大同要十天以上，因此我们决定对较远的省份，只好打电报，这些费用暂时由丁老师垫付。
快邮代电的原稿，由我执笔起草，大家看了，认为字句很够激愤，又经谢老师改了几个字，格外活泼生动。
我们商讨之时，药业中有一位很激烈的青年叫做张梅庵，他主动来参加，他说：“我们先要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他这句话一出，大家热血沸腾，一致赞成。就定期在六马路仁济堂施诊大厅举行。
到了那天，中医界有一千多人都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都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话都听不到，唯有张梅庵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跟着他的口号一句一句高呼，显得万众一心，对于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最后由谢利恒老师演讲，大家肃静恭听，谢老师就把已拟定的通电读出，定于三月十七日假座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时掌声雷动。跟着提到经费问题，请会众自由捐助，即时大家争先恐后，各尽其力地捐到四千多元，药业方面的代表说：“他们也准备开会集议，再送一笔款子来支持这项运动。”
当天会议开到七点钟，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就在仁济堂附近，草草地吃了晚饭，丁仲英老师说：“看来经费不成问题，应该在通电上说明，各地代表的旅费自备，到了上海，食宿费均由上海医界招待。”因为从前各地到上海来的人，都是住在普通的小旅馆，较豪华的人才敢入住惠中旅馆等处，普通的旅馆，每天的房金不过大洋一元四角至二元，照各地代表人数计算一下，要预先包定几家普通的旅馆，那时这种旅馆都集中在泥城桥平乔路一带。预定开会三天，各代表的两餐，也由上海医药界指定菜馆凭券招待，计算起来，我们上海医药界还负担得起，所以后来才在通电中注明这个办法，同时也声明若愿意自动捐款者，亦表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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