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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界中人传阅了这个批谕之后，都认为满意。但是一个坏消息，就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积劳成疾，患了中风证，救治无效，与世长辞。我们几个请愿代表在事后，觉得人事聚散无常，该合摄一影留作纪念，因此我们又聚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铺，拍了一张照，拍照时大家推谢利恒坐在中间，余人立在后面，谢老师说：“不可以，前面一定还要摆一个位子。”因此我就拉蒋文芳坐在前面。第一张照片拍好之后，谢老师又说：“对，还要拍一张，因为这次存仁弟，始终参与其事，要存仁也坐在前面拍一张。”
从前的人，对老师恭敬，向来不能师生并坐，当时我期期以为不可，但是大家说：“这一次，你确有坐在前面的资格。”再经老师用力一拉，我也就坐了下来，拍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
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我们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这件事结束之后，薛笃弼果然有两封公函寄到上海，聘请谢老师和我两人为卫生部顾问。
薛氏这一种措置，在政府的方面，将中医归纳于行政系统中，尚属创举。我生平对政治没有兴趣，除了做医生之外，别人约我开药厂，或是其他商业经营，我都无意参与，但是争取中医地位，我一向是抱定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政令的反抗不遗余力。
这一次卫生部既然请我们师生两人当顾问，我提议要订国医条例，使国医有一个法定的地位，恰好那时节中央国医馆成立，副馆长施今墨要订中医的法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国家一定要颁布一项国医条例。”他说：“我们已有初稿，你再拟一个草案。”我说：“好。”但是我对卫生部的实际职务，是无意参加的，所以后来卫生部附设中医委员会成立，我就谢绝了没有参加。
国医条例的初稿拿到了南京，屡经修改，由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立法院提出，因为那时他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况且他又是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他提出之后，经过三读就通过了。这时候，西医界倒着急起来，眼看着中医不但不能推翻，反而在国家的法例上有了立足点，因此，由上海西医界推出有力的代表二人，一个是牛惠生，一个是颜福庆，这两人对南京政坛人物熟悉得很，他们除了请愿之外，还谒见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氏写了一封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是主张要废止中医，因为国医条例中有一项是卫生部要设立一个中医委员会，这是他们最反对的。
这封信，孙科就交给焦易堂看，并且要他带回去加以仔细研究，那几天中，焦氏恰巧来上海，他就把汪的原信给我看，我看了十分着急，因为此事有关中医前途，就在征得焦氏同意后，把它摄了张照片，这封信十足可以说明汪精卫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是很坚持的。后来终于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医条例，卫生部也正式设立了一个中医委员会，这都是后话。
现在我回想这一次废止中医案，起初来势汹汹，提案写得斩钉截铁般的决定，料不到全国民众的信赖力强大，掀起了巨大无比的反抗力量来做后盾，我们的胜利就是全靠全民支持得到的，这不但是西医料不到，连我们中医界最初也想不到有这一股巨大的力量潜伏着。
当我们请愿时，汪精卫不在南京，只有褚民谊一个人顶着石臼做戏，所以败下阵来，他自己觉得吃力而不讨好，痛苦万分。
抗战军兴之后，汪精卫组织了伪南京政府，初时我很着急，怕他又要旧事重提，但是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实际上政令不行。而且在他病重时节，也曾延请中医诊视，服中国药。我待本书结束之后，续写《抗战时代生活史》的时候，再写出这一段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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