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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去看病，等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
“我有点发烧、有点恶心，肚子有点痛……”
没等我说完，医生已经低头开药。
“要不要听听、摸摸，肚子里真是怪怪的。”我不安地问。
“也好。”他叫我躺下，左边敲两下。“胰脏没问题。”右边又按两下。“肝也没肿大。只是肠子发炎，吃两天药就好了。”又补了一句：“你放心啦！”
走出诊所，已经是九点半，大概心情放松，原来隐隐的疼痛居然消失了。人到中年，常有这个“心病”——胸一痛，就以为是心脏病；头一疼，就以为得了脑瘤；肚子一不舒服，就以为有了癌症。
也就在每次医生“轻判”之后，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大欢喜”。
商店的铁门纷纷拉下了，四处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骑楼下的灯光渐暗，地面却忽高忽低，使我不得不有“夜里登山”的小心。
迎面走来一个个黑影，都是背着大大书包的中学生。或许每天夜路走惯了，只见他们低着头向前冲，连脸都不抬一下。
突然眼前一亮，是个迟未打烊的小店。里面一片绿，有带着“壳”的椰子、成簇的万年青、立着假山的盆景和一些不知名，却美极了的小树。
门右一个日本式的“流泉”。水注满了，竹筒就垂下，再“喀”一声，弹回原来的位置。池里有小小的白石，在冷冷的水花中，好像不断游动的小鱼。
门左一个用老树根雕成的台子上，放着一只特大的葫芦，上面挖了好几个小洞，每个洞里都垂着一大片翠绿的小草。
不知是不是在那种特别的灯下，所有的绿都是明艳得像是从里面透出光来，让我几乎看呆了。
“等一等！爸爸看一眼。”背后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和一个大女孩不耐烦的催促：“快点啦！回家啦！还要做功课……”
男人一边点头，一边慢慢转身，一面喃喃地说：
“等你上了大学，爸爸也要养几盆……”
应马来西亚华侨社团的邀请去演讲。
接我的年轻人直道歉：“对不起，陈主任去美国参加两个女儿的毕业典礼，不能来接您，但是明天就回来，会亲自送您去演讲的地方。”
“陈先生很可爱，我觉得我跟他个性很像。”
“是吗？他是开车到岔路，还不能决定走左还是走右的人。”
“我也一样，所以说像。”我笑道。
“您知道吗？陈先生从女儿大学毕业，个性就变了，整个人变得轻松了，更可爱了！”看看我，“您见到他，就知道了。”
第二天，果然由陈先生来接。
他一面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边比手画脚地形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
“有一天，我和我太太走到公园里，看见满地的小黄花，是蒲公英吔！好美啊！我以前从来没看过蒲公英，马来西亚好像没有蒲公英……”
我笑了起来：
“我怀疑这个世界上，会有哪个地方没有蒲公英，说不定现在的路边就有。”拍拍他肩膀。“我想是因为你有了闲情，是闲情让你看到了小草花。”
“对！对！对！闲情。”他也笑笑，“我以前连坐飞机都不夫妻搭同一班，唯恐失事，对孩子没个交代。家里穷，几十年辛辛苦苦赚的，全存起来，总算让两个孩子出国，念毕业了。”又点点头：“对！那是闲情，到老，才有的闲情。”
记得以前，妻做大学入学部主任时，回来常说：
“那个老太太，又出错了，她一定得了老年痴呆，总把档案放错地方，不但自己不记得，别人帮她找出来，她还死不认错……”隔一下，她又总是苦笑地说：“不过我们都能谅解她，因为她的小儿子在学校念书，她四个孩子都是我们这儿毕业的。谁都知道，她小儿子毕业，她也就毕业了。算算她做的这十几年，薪水虽然不多，可是孩子的学费全免，加起来也就不少了。”
她的小儿子毕业了。
果然，她也毕业了，立刻递上辞呈。
又过不久，传来她的死讯，其实那病她早知道了。
看三船敏郎演的《红胡子》，一个苦得活不下去的男人，喂老婆和几个孩子吃毒药，说要带一家人去一个乐土。
红胡子拼全力救回两个大人，孩子却死了。
妻子醒过来，看着在昏迷中，却鼾声大作的丈夫，幽幽地说：“他一定以为自己死了，跟他一辈子，第一次见他睡得这么熟。”
我震惊了。
多么淡的一句话，又是多么沉的一句话。
生命到底是不能承受之轻，还是不能承受之重？
小时候，我们背着大大的书包，为自己前途忙；长大了，背着一家的重担，为孩子忙。
连驻足看看盆栽的时间都没有，连路边的蒲公英都见不到。每一次有点病痛，眼前浮现的不是死，而是一家人。
难道只有当某一天“往生”了，才能做个轻松的梦？
昨天，我没去看病，也没写稿、读书、作画。
一个人，晚上，溜进那家种满小草、小树的小店。
坐下来，跟店主聊聊，还喝了两杯老人茶……只有在苦难中挣扎之后，
才能得到超脱的喜乐。
那超脱的喜乐就是天堂。
即使到了天堂，
我们仍应该有“解救诸苦”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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