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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天都得背弟弟，有一次弟弟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她的爸爸抱着弟弟用藤条抽她。“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趴在地上哀求……
小时候，我家对门住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相信他一定非常有名，因为连我不怎么收藏书画的父亲，都特别托人到香港买宣纸，又备了份厚礼，送去请“大师”挥毫。
记得有一天，大师的孙子和孙女，趁家里没人，叫我过去玩，还带我参观老爷爷的书房。
大师的孙子又跑又跳地冲进书房，我也追了进去，却见那小女生跑着跑着，突然在门前停下来。
“你为什么不进来？”我问她。
小女生没答话，摇摇头。
“不要管她。”小男生喊着，“她是女生，不能进来。我爷爷会打她！”
我诧异极了，想不通为什么孙女不能进爷爷的书房。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开小学同学会，大家去阳明山，下山时看见一辆手推车放在路边，两支“推杠”斜斜地靠在地上。
我们这批正值最顽皮年龄的男生，用跳低栏的方式，一蹦一蹦地跳过那“两根棍子”。
女生觉得很有意思，也跟着跳。
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怒叱：“死女小鬼！不要乱跳！”
我又怔住了，为什么男女生都跳，那人却只骂女生呢？
隔了不久，有一天我在台北中山堂附近的“文化走廊”逛书摊。那时的书摊很简陋，只是铺一大块布，再堆些书上去。
人很挤，我绕过一个又一个摊子，有时候甚至是用跳的，跳过地摊的角落。
突然听到个粗粗的男人的声音：“死丫头，你怎么站的！”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不解地看着那个骂她的男人。
“还不把脚拿开？”男人又吼过来。
原来只因为她的两只脚，正好站在地摊角落的两边。她的胯下对着的，没有书，只是那块“摊子布”的一个角落。
又过一年，我上了成功中学，每天穿过金山街的违建区去上学。那里的巷子很窄，许多居民从两侧房檐拉上绳子，晾衣服。
我有位同学，总是一边走，一边往上看，避过所有女人的裤子。有时候看到一串裤子，全是女人的，竟然要绕道而行。
“为什么这样？”我问他。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他面色严肃地回答，“从女人裤子底下走，会倒霉！”
“谁告诉你的？”
“我妈！”
许多年后，我做了电视记者，有一次去韩国采访。
在釜山的餐馆，跟位女记者吃饭。
穿着韩国长裙的女侍，送来一碗面，没等我表示，就放在我的面前。
我赶紧把面端起来，放在对面女生的前面。突然，那已经转身要走开的女侍，好像触电一样，又回来把面端回我的位置。
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女侍两只手不停地挥，不断说“NO！NO！NO！NO！”的表情，好像我要女生先吃，是犯了多大的忌讳。
最近读台北女权会策划的《消失中的台湾阿妈》，勾起我的这些记忆。
多么感伤！看书里一位又一位阿妈，走过大半个人生，吃了许多苦，吞了多少泪。她们得到什么？
她们好像只是藤蔓，攀在父亲和丈夫的身上。父亲死，就得辍学。丈夫死，就生计无着。就算父亲不死，在父亲眼里，这些“女孩子”，也常是别人的人，甚至早早就送出去，给别人做“媳妇仔”。
至于祖父，更甭提了。书中第一段故事，客家女诗人杜潘芳格就说：
“我是长孙女，所以一心一意想得到祖父欢心，但是他都不看我，他是封建时代的人，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将来是姓别人家的姓……”
我停下来，想“他都不看我”这句话，仿佛见到一个狠心的老人，从可爱的小女生身边走过，却连眼角余光都不曾往下看。也想起一位女士对我说的，她小时候每天都得背弟弟，有一次弟弟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她的爸爸抱着弟弟，用藤条抽她。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趴在地上哀求。
我连听她叙述，都几乎掉下眼泪。我的心里在喊：“难道女儿就不是人吗？为什么过去对男孩和女孩，有这么不平等？”
何止过去，现在又真平等了吗？
今天早上翻开报，看到一则短文，说中国有百分之十的父母，把产业传给儿子，而不传给女儿。
“这是真的吗？”我打电话，问了好几个朋友。
“当然是真的！女儿是人家的人，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
“是真的！因为女儿在出嫁的时候，已经拿了嫁妆，要给女儿的，那时候都给了。”
“不全是真的！女儿也常会分到一点，意思意思，不像儿子那么多，毕竟儿子姓自己的姓。”
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说：
“每一家都是女儿分得少，儿子分得多。也可以说，每一家的丈夫都继承了父母较多的财产，太太继承得较少。这样平均起来，不就公平了吗？换句话说，如果只有一家，分给儿女的一样多，反而造成了不公平。”
于是，我也就渐渐能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父母，常跟着儿子，不跟着女儿。既然一开始就把女儿当外人，分给女儿的产业也少，自然不好意思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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