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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义工接到一个十八岁女生求救的电话，说她刚刚在家生了个小孩。父母天天忙，不知道她怀孕，现在家里没人……
看晚场电影，出来已经十一点半了。
戏院旁有许多电玩店，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坐在路边，聚精会神地对着荧屏“开枪”，一没打中，就狠狠地摇头、叹气。
“小弟弟，为什么这样晚还不回家啊？”我爱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你爸爸、妈妈在家会着急的。”
小孩子没回头，却指了指旁边不远处，一个正激烈应战、猛按按钮的女人，说：“我妈妈！”
一位从师专毕业不久的学生，哭丧着脸对我说：
“我刚去教书的时候，发现好多学生根本不做功课，他们一定是没人管，跑出去玩得很晚。我就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打电话给这些学生的家长，要他们注意孩子，是不是还没回家？”叹口气：“但是连打几天，我不打了。”
“为什么？”我追问。
“因为接电话的全是学生，他们的父母都还没回家。”
打开电视，正讨论青少年问题。
一位中学老师面无表情地说：
“我发现一个学生抽烟，就去找他的家长。进门，学生的爸爸很客气地请我坐，又打开烟罐，要请我抽烟。正好烟没了，他急着上上下下掏口袋，口袋里也没烟。他突然抬起头，喊他的儿子，说：‘你的烟拿来，请老师抽。’”
老师苦笑了一下，说：“我只好敷衍两句，什么也没谈，匆匆忙忙告辞，好像弃甲曳兵，落荒而逃。”
接到“台北市基督徒救世会”的通讯，有篇文章的标题是《生产惊魂记》——
一位义工接到一个十八岁女生求救的电话，说她刚刚在家生了个小孩。父母天天忙，不知道她怀孕，现在家里没人，妹妹又还没放学，她只好先用剪刀剪断了脐带，把小孩用衬衫包起来，只是血流不止。
义工急着问地址，要报119，女生却极力阻止，说：“邻居知道了，会告诉我爸妈，我就完了……”
义工只好自己跑去，救回奄奄一息的女生和初生的婴儿。
回到纽约没几天，早上打开《世界日报》，看到一则触目惊心的标题——
《举起小女儿捶门柱，台湾留学生被起诉》
新闻是美联社由得州发出的，说一位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博士的台湾留学生，涉及杀害新生女儿未遂案，被收押。
据目击者说，当时看到他抓住十个月大的女儿，“像棒球棒一样”击打门柱。
目击者把小女孩抢救下来，但孩子已经受伤。
新闻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休斯敦检察官希琪说，由于语言障碍，以及所谓中国文化‘父权至上和女童生命可以牺牲’的观念，本案可能复杂化。”
放下报纸，眼前浮上许多孩子。
他们都有被保护、被疼爱的权利，只是，这个仿佛进步的社会，愈来愈把他们遗忘。甚至在他们正需要学习是非的童年时期，就承担了大人的罪恶；且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创伤。
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前在波士顿通讯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当警方冲进一栋公寓搜索毒品的时候，没有大人在家，只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应门，她飞快地冲进卧室，抱着毒品到厕所，打算把毒品冲掉。
警察过去阻止，她两岁的妹妹尖叫着跑上前，踢警察的腿。另有一个才周岁的弟弟在睡觉。
多年来，我常想起这则新闻，发觉在那么多血淋淋的社会新闻中，它居然成为我印象最深的一则。
总想那个九岁女孩对警察哭诉的画面，说母亲的男朋友教她这么做。也记得警察事后说：“那女孩似乎知道她拿着的毒品是非法的；而她对失去毒品，比面对警察还害怕……”
我常看着我的小女儿弹琴，想那个波士顿女孩的遭遇。
如果有一天，在音乐厅里，一位青年女钢琴家获得满场掌声时，外面正有个贩毒的年轻女子被抓。我们要骂后者天生坏坯子，还是该怪她的父母？
在我们为每个死刑犯的电椅“通电”之前，在我们论断每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之前，是不是都该静静地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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