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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候选人，能在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中露面的，他也算是开创性的第一位。在争夺世贸大厦重建设计的激烈斗争中，他带着十二分的热情打起了爱国牌。在他的翻领上可以看到美国的星条旗，他的口中永不停息地诉说着一个年轻的移民在船上看到自由女神像的俗套故事。尽管他真正住在这座城市还不足二十年，但却恨不得告诉每一个人：“我是纽约人，我是一名美国公民。”
市长布隆伯格和州长帕塔基之所以钦定里伯斯金为世贸新大楼的建筑师，或许正是由于两个不同的精神分裂性格的结合——专业功底扎实的人民党党员和超级推销员。里伯斯金的妻子尼娜的政治技巧无疑也是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尼娜是加拿大人，据她所说，《无品牌》的作者娜欧米·克兰是她的侄女。难怪一些以前对里伯斯金从无怀疑的观察家现在变得一头雾水。《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赫伯特·马斯卡姆当时便有点摸不着头脑。
刚开始他称里伯斯金进入候选人名单令人兴奋，他最初提交的方案“如此绝妙”；几乎一瞬间，马斯卡姆便调转了枪口，决定它实际上是“造作的庸俗作品”。最后竞争变成里伯斯金和他的阿根廷对手拉菲尔·维诺里之间的对决，马斯卡姆撰文详细介绍了里伯斯金的设计方案和其中的象征意义：新大楼1776英尺高，显然是回应了自由女神像手中火把的高度；“光之楔”实际上并不能像里伯斯金保证的那样：每年9月11日上午8:46至10:28这片场地没有一丝阴影；此外还有英雄公园记录了纽约消防员当时冲往双塔的英勇路线，以及最主要的里伯斯金展示连续壁的构想；所有这一切都包含了冷战宣传的思想。
里伯斯金的整个阵营都遭受了侮辱，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里伯斯金的执行助手发起了一场电子邮件运动，呼吁支持者写信给《纽约时报》，要求解雇马斯卡姆。这个倒霉的助手很快便为此做出了羞惭的道歉，声称此举“是自己擅自行动，没有得到里伯斯金和尼娜的许可”。《华尔街日报》更为有效地打击了马斯卡姆最推崇的建筑师拉菲尔·维诺里，就在设计竞标前夕，上面刊登的一篇报道称，维诺里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军事独裁政权的迫害而逃离阿根廷，实际上他当时已经事业有成，并没有受到军事集团和将军们的袭扰。尽管里伯斯金对建筑十分专心致志，但如果事态发展下去，他显然并不怕动真格。当维诺里开始将里伯斯金的设计描述成“哭墙”时，里伯斯金则称维诺里的设计是“天空中的两具骨架”，并暗示维诺里将之命名为世界文化中心带有华沙斯大林文化宫的意味。
究竟里伯斯金是不是一名广义的建筑师？或者是一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以某种方式纪念悲剧的设计者？柏林的设计完成后，曾有人询问他是否能设计另一座犹太人博物馆。里伯斯金严词拒绝：“我不会成为专业的犹太博物馆设计师。”但后来他在旧金山修建了一座大屠杀博物馆，在曼彻斯特设计了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但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里伯斯金才是真实的，而在于他的计划到底适不适合纽约？
随后的几个月里，里伯斯金与戴维·蔡尔兹之间的对话日益激烈，直至最后蔡尔兹掌握了所谓的“自由大厦”的设计，包括诺曼·福斯特、让·诺维尔在内的建筑师也分到了部分项目。这座巨型大厦保留了1776英尺的高度，它将如愿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但另一方面，在建筑上它完全变成了SOM的杰作，只不过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名耶鲁学生控告蔡尔兹剽窃了他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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