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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人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移民乘船来到纽约港，”里伯斯金此刻好像是涡轮增压后的伍迪·艾伦①，“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轮廓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一幕，这项设计方案便是应此而生。”无论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这种话从一名建筑师口中说出来似乎都太过空洞。事实的确如此，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不管里伯斯金运用欺诈手段谋图自身利益也好，以重大牺牲换来胜利也好，还是紧随其后的诉讼也好，这些都成为历史后，这番话听起来的确空洞无力。然而，当时在世界金融中心玻璃罩顶的冬季花园内，看着旧日辉煌壮丽的世贸双塔只剩下一个岩石和泥土的伤疤，此情此景，里伯斯金的话语却是如此振奋人心。里伯斯金本人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他的言辞有力地声明：“世贸大厦的重建是勇敢面对悲剧，展现生命顽强不息的宣言。”讲完后台下掌声雷动。
这一刻里伯斯金完全抛弃了建筑师的身份，变成了拥有超凡魅力的公众形象。他在引导一次集体性惨剧的情感反应，好似这个特殊的问题太过沉重，建筑本身已经无力承担。里伯斯金重建计划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愤世嫉俗者涌现了出来，对他们而言，里伯斯金不但是一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剂可以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但对于里伯斯金本人，这种反应是高度个体化的行为，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孤注一掷，将所有希望都压在这项工程上面，外界许多建筑师对设计竞争过程颇有微词，但他全然置若罔闻。弗兰克·盖瑞暗示四万美元的费用有些贬低身份，拒绝参加，但他并没有几个志同道合者。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这次建筑竞标不过是橱窗里的摆设，结果早已经内定。但我不能有愤世嫉俗的感觉，”里伯斯金说，“在一定层次上，你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你不仅仅是建筑师，同样也是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分子。”2004年夏季，里伯斯金的律师们向莱瑞·西尔维斯坦要求一百万美元，即使再少一点也足以让他们满足了。
所有参与设计竞标的建筑师中，里伯斯金是唯一一位不忌惮于使用“我”这个词的人。非常奇怪，在建筑设计这个自我本位主义盛行的领域，第一人称的单数形式几乎销声匿迹。即使必须使用“我”的地方，建筑师也总是说“我们”如何。这条规则对里伯斯金并不适用，“我去过世贸大厦，”他说，“我去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站在那里面的感觉，看着下面的人，感受着它的力量，倾听着它的声音。而这便是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他的竞争对手语调截然不同。相比起来，尽管著名建筑师斯蒂芬·霍尔①透过他的办公室窗户看到了世贸倒塌的整个过程，诺曼·福斯特当时也在一家纽约的宾馆内，但他们却使用了更为客观和冷淡的声音，创造出一种专业客观性的感觉。
里伯斯金雕塑了一个环形街区来安排11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如果以前曾经参观过他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你可以一眼辨认出这是里伯斯金的另一件杰作。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他希望赋予新建筑多层象征含义。他将世贸双塔的基础，也就是地面七十英尺下的岩床看成最感人的遗迹。“巨大的连续壁设计用来防止哈得逊河渗漏，称得上是一个工程奇迹。它在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它就像是我们的宪法一样，雄辩、有说服力，诉说着民主和自由价值的永恒。”里伯斯金最初的设计中将连续壁整体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无言的纪念碑。然而事实证明，里伯斯金赢得的设计竞标不过是镜花水月，主办方既没有重建资金，也没有这片土地的开发权。
丹尼尔·里伯斯金获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重点建筑却由SOM设计完成，由此，他在同行眼中的形象遭受了极大损害。世界上好像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里伯斯金。其中之一是建筑界严谨的智者。墨水与铅迹在他的绘图纸上跳跃，创造出的好像并不是一幅传统建筑图，而是深奥的乐谱，设计中处处都是混凝土铸就的诗文和达达主义的篇章。如果不能遵循自己的建筑风格，那他宁愿袖手不做。另外还有一个机会主义里伯斯金，宁愿付出一切来获得建筑机会。他可以同时雇佣两家不同的公共关系组织，详之又详地在“赖利·金现场”（一档CNN高收视率电视节目）讨论他的牛仔靴，在《纽约时报》的“时尚”版块谈论他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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