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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人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移民乘船来到纽约港,”里伯斯金此刻好像是涡轮增压后的伍迪·艾伦①,“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轮廓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一幕,这项设计方案便是应此而生。”无论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这种话从一名建筑师口中说出来似乎都太过空洞。事实的确如此,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不管里伯斯金运用欺诈手段谋图自身利益也好,以重大牺牲换来胜利也好,还是紧随其后的诉讼也好,这些都成为历史后,这番话听起来的确空洞无力。然而,当时在世界金融中心玻璃罩顶的冬季花园内,看着旧日辉煌壮丽的世贸双塔只剩下一个岩石和泥土的伤疤,此情此景,里伯斯金的话语却是如此振奋人心。里伯斯金本人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他的言辞有力地声明:“世贸大厦的重建是勇敢面对悲剧,展现生命顽强不息的宣言。”讲完后台下掌声雷动。
这一刻里伯斯金完全抛弃了建筑师的身份,变成了拥有超凡魅力的公众形象。他在引导一次集体性惨剧的情感反应,好似这个特殊的问题太过沉重,建筑本身已经无力承担。里伯斯金重建计划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愤世嫉俗者涌现了出来,对他们而言,里伯斯金不但是一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剂可以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但对于里伯斯金本人,这种反应是高度个体化的行为,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孤注一掷,将所有希望都压在这项工程上面,外界许多建筑师对设计竞争过程颇有微词,但他全然置若罔闻。弗兰克·盖瑞暗示四万美元的费用有些贬低身份,拒绝参加,但他并没有几个志同道合者。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这次建筑竞标不过是橱窗里的摆设,结果早已经内定。但我不能有愤世嫉俗的感觉,”里伯斯金说,“在一定层次上,你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你不仅仅是建筑师,同样也是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分子。”2004年夏季,里伯斯金的律师们向莱瑞·西尔维斯坦要求一百万美元,即使再少一点也足以让他们满足了。
所有参与设计竞标的建筑师中,里伯斯金是唯一一位不忌惮于使用“我”这个词的人。非常奇怪,在建筑设计这个自我本位主义盛行的领域,第一人称的单数形式几乎销声匿迹。即使必须使用“我”的地方,建筑师也总是说“我们”如何。这条规则对里伯斯金并不适用,“我去过世贸大厦,”他说,“我去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站在那里面的感觉,看着下面的人,感受着它的力量,倾听着它的声音。而这便是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他的竞争对手语调截然不同。相比起来,尽管著名建筑师斯蒂芬·霍尔①透过他的办公室窗户看到了世贸倒塌的整个过程,诺曼·福斯特当时也在一家纽约的宾馆内,但他们却使用了更为客观和冷淡的声音,创造出一种专业客观性的感觉。
里伯斯金雕塑了一个环形街区来安排11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如果以前曾经参观过他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你可以一眼辨认出这是里伯斯金的另一件杰作。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他希望赋予新建筑多层象征含义。他将世贸双塔的基础,也就是地面七十英尺下的岩床看成最感人的遗迹。“巨大的连续壁设计用来防止哈得逊河渗漏,称得上是一个工程奇迹。它在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它就像是我们的宪法一样,雄辩、有说服力,诉说着民主和自由价值的永恒。”里伯斯金最初的设计中将连续壁整体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无言的纪念碑。然而事实证明,里伯斯金赢得的设计竞标不过是镜花水月,主办方既没有重建资金,也没有这片土地的开发权。
丹尼尔·里伯斯金获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重点建筑却由SOM设计完成,由此,他在同行眼中的形象遭受了极大损害。世界上好像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里伯斯金。其中之一是建筑界严谨的智者。墨水与铅迹在他的绘图纸上跳跃,创造出的好像并不是一幅传统建筑图,而是深奥的乐谱,设计中处处都是混凝土铸就的诗文和达达主义的篇章。如果不能遵循自己的建筑风格,那他宁愿袖手不做。另外还有一个机会主义里伯斯金,宁愿付出一切来获得建筑机会。他可以同时雇佣两家不同的公共关系组织,详之又详地在“赖利·金现场”(一档CNN高收视率电视节目)讨论他的牛仔靴,在《纽约时报》的“时尚”版块谈论他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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