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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市以最快的速度修建高楼大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快使自己迈入现代社会。没有紧随其后的一些欧洲城市从某种角度看起来则是离奇的陈旧和古老。从好处说，摩天大厦雄伟、优雅、技术复杂，代表了城市的未来；但它们的出现不过是一种原始而粗俗的自我标榜的副产品。政治家们开始着迷于一幅充满摩天大厦的城市景象，诸如肯·利文斯通的伦敦，都逃不出这个范畴。作为伦敦的市长，利文斯通竭尽全力为伦敦修建尽可能多的新大楼。表面上看来，这是迎合跨国公司的需求，避免它们迁往法兰克福或纽约，但事实上，力求最大、最高，同样也是最重要的庸俗象征主义，才是主宰这一切的真正原因。
针对世贸双塔的袭击，恐怖分子似乎准确地把握住了建筑风向的转变，他们好像对摩天大厦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穆罕默德·阿塔是“911事件”中的一名劫机犯，他本人便从开罗建筑学校毕业，而后又在德国汉堡攻读了城市规划专业的硕士。如果他是律师或者软件工程师，可以预料地球上不过是多了一名反叛的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但他建筑师的身份好像暗示着某些别的东西，似乎他已经认识到建筑愿望的反面便是拆毁的企图。
穆罕默德·阿塔1968年出生于埃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1985年进入开罗大学，开始建筑工程专业的学习，四年的建筑课程使他得以了解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建筑历史。他学会了绘图，学会了分析设计问题，学会了思考建筑如何运作、什么让它们站立，以及它们如何建造。
在飞速变化的年代，一个传统社会中的现代建筑代表了极其尖锐的文化冲突。几十年来，中东地区一直从西方世界引入现代建筑，它之所以对富有的政权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他们希望自己起码在表面上属于现代社会，这与他们购进波音或者空客武装国内航线或空军是同样的道理。然而，用新建筑来实现城市的转变看起来好像生硬地移植了另一个文化、传统、理念都截然相反的世界，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变化的标志，而更像是它的直接动机，不断地提醒着人们现代和传统的对抗。对于那些阿拉伯世界学习建筑的人来说，他们很容易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大相径庭的建筑技术看做是承认技术和文化弱势的一种羞辱。实际上并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阿塔就读于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建筑学校，埃及最杰出的建筑师哈桑·法西①就从这所学校毕业。法西是一名先驱人物，他对埃及民间风格的建筑进行了重新探索利用，设计了一种适宜本地气候和建筑技术的建筑形式，而且在其中融入了构成建筑用途的基础文化传统。他头脑中有着为穷人建筑的观念，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层阶级的劳苦大众，而不是埃及国内的西方化精英。倘若阿塔当初的志向是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影响社会变革，法西的事迹会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但阿塔却离开了埃及，前赴欧洲。
汉堡－哈堡工业大学也就是通常人们所知的TUHH，它于1982年建校，是德国最新成立的大学之一。TUHH的校园位于市郊，靠近易北河。校园周围是一片崭新的楼宇，中心是一个会场，带有为苏格拉底问答法准备的半圆形阶梯。这是一种传统的城市规划形式，是TUHH城规系主任迪特马尔教授的信仰折射。迪特马尔教授曾在德国动态城市基金申请了一个项目，研究主题为保持城市中心活力。然而1992年吸引阿塔来到汉堡的并不是这个项目，而是另一个由德国政府资助的建筑保护与修复课题，此课题主要研究工作将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进行，这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城。在德国期间，阿塔好像并不是完全依靠本·拉登提供经济支持，进行恐怖主义训练，他曾在汉堡的一家规划咨询公司做过几年的绘图员。后来，阿塔开始了他的硕士课程，在叙利亚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后，他完成了自己的论文，内容为探索传统伊斯兰城市生活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主审官在阿塔论文扉页上发现了一句引自古兰经的文字：“我的付出、我的生命和我的死亡都是为了阿拉真主。”这篇论文获得了最高分。
看着电视画面上巨人一般的世贸双塔轰然倒塌，许多建筑师都发现自己并没有太多地思考这次可怕的事件为什么能在他们面前不可阻挡地发生，而是不由自主地琢磨它以何种方式发生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停顿，他们会立刻反思这次事件对他们专业人士意味着什么。如此反应在自我反思中可算是极限了。当一名建筑师面对不值得注意的悲剧时，他们所能想到的无非是钢骨架的焊接是不是出了问题，它会对城市规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将全部心思集中在技术问题上就等于是在看似无穷无尽的焦虑中寻求某种心理安慰。
世贸大厦倒塌在城市的背景中开辟出一个十六英亩的空洞，很快这里便建起一个观景平台，看起来好像是架设在地狱边沿的跳板。开放当日，这里就像是“伦敦巨眼”摩天轮，参观者需要三个小时的排队才能买上一张票。离此不远，MaxProtetch画廊开放了世贸大厦前景展，集中展示了许多建筑师重建新大楼的构想。唯有这次，建筑师不是自言自语，整个纽约市的目光都在紧张不安地注视着他们。然而，观景台是敏感地迎合了市民的需要还是一件灾难旅游业的产品呢？即使修建它的建筑师莉斯·迪勒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早先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我也不能肯定当初是否应该修建它。”对于建筑师而言，是否参加重建设计展同样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扎哈·哈迪德和威尔·阿索普①投了赞成票，但设计了柏林犹太人纪念碑的纽约建筑师彼得·艾森曼却一口拒绝，理查德·迈耶亦是如此。一切发生得太快，它看起来像是俗气的自我宣扬，感觉有些恐怖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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