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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驯服”了超高层建筑，通过刻意贬低它们的超凡特性，将它们变成日常生活中一道无形的风景。巨大的钢架横空架在几百米的高度，装配工神情冷漠地蹲坐在上面，享用着自己的午餐。一旦外壳建造完成，摩天大厦便不再是他们的禁地，它似乎完全变成了水冷设备、便装周末和送别聚会一个平庸的包装。然而山崎实仍不忌惮于坦白他创造的作品有带来恐惧的潜能。
旧金山金门大桥对于那些意图自杀者具有强烈的吸引作用。曾有记录表明，经常有绝望的人驾车穿过金门大桥，他们有很多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最终都选择来到这里。金门大桥像是一根避雷针，轻巧得似乎没有半分重量，望之令人目眩。站在桥上，仿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你坠入下面的深渊，也没有东西能阻止你随风飘起，你没有理由不松开手，绽放生命最后的绚丽。要在距水面如此高度跨越如此远的距离需要何等的勇气！或许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冲动最终成就了如此壮观的风景，或许修建者希望借此将这处无名之地变成世界瞩目的焦点，或许大桥本身代表了一种在地球上树立标志的雄心。超高层大楼与这些大桥一样，也能使人产生类似的感觉。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它们定义了城市的风景。
我站在世贸大厦的窗前欣赏外面的风景时，它已经不复为世界第一高楼。芝加哥SOM设计的西尔斯大厦在1975年取代了它的位置，但它也同样代表了一种超凡的力量。世贸双塔在一片低矮的楼房中拔地而起，以某种方式给它们强加了一种规则和秩序。它们构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无论从何角度，你都会一眼认出纽约。虽然世界上无数城市都拥有类似的竖向方块构成的轮廓线，但它们都没能成功地定义城市的身份。试想，有多少人能从照片上立刻断定一簇大厦是亚特兰大、洛杉矶还是西雅图？世贸中心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和它的高度一样，给人以巨大的冲击。
对那些试图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人来说，世贸双塔是一个权力与威望的象征。换一种说法，它们是帝国主义恶魔的化身。修建世贸大楼属于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大卫·洛克菲勒希望此项工程可以保证他在这片地区的投资安全。他的兄弟纳尔森是纽约州州长，虽然他的大本营在奥尔巴尼，但州长通过向一千名公职人员预租大楼空间，给这幢大楼保证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世贸大厦背后真正的推动者是一群政府官员，20世纪50年代船运业衰败后，这座城市的经济一蹶不振，他们希望借此使它重获新生。世贸中心建成后并没有被无情的“世界主人”占满，使用它的是职员、清洁工和国家公务员。
世贸大厦被精心构思成纽约市自信的证明，这座城市当时已经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面临着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它是一部由城市生活支撑的庞大机器，是一个让纽约重新复兴的强力人工呼吸器，也是一个明显而又非凡的可视信号，向世界证明了纽约仍不可小觑。但在美国之外，城市间的细微差别变得模糊，由此，世贸大厦慢慢被看成是美国的标志，而不是单纯的纽约对经济向城郊和阳光地带（美国南部和西南部）转移而深感忧虑的一种表现。
世贸大厦的建筑形式遭到了山崎实同行们的极力责难，特别是大楼刚落成时那些自诩为激进分子的年青一代建筑师，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正是日后世贸重建的主力军。但再下一代的建筑师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重新发现了世贸双塔宏大的尺度所折射出的庄严，开始了解到双塔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纽约的象征。
世贸大厦的确存在某些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广场的设计尤为令人讨厌，它缺乏人性化考虑，形成了一块让人生畏的孤立领地，购物空间不得不转入迷宫一般的地下商业街。但不可否认，山崎实设计中同样存在很多闪光点，譬如他在高层建筑中首创了双塔形式。
高层建筑怀疑论持续了几十年后，摩天大厦开始在世界各地变得风行起来，恰在此时，“911事件”袭击了纽约。在伦敦，诺曼·福斯特为汇丰银行修建的第二栋大楼刚刚落成，正着手在金丝雀码头为瑞士再保险公司设计锥形总部大楼。伦佐·皮亚诺已经接受《纽约时报》的设计委托，雄心勃勃地准备实现一项堂·吉诃德式工程，在纽约伦敦桥车站修建欧洲第一高楼。让·诺维尔也在为巴塞罗那谋划一栋大楼，其生殖器崇拜特征将不亚于福斯特的瑞士再保险总部大楼。在亚洲，每座萌芽状态的大都市同样在竞相修建摩天大厦，企图在高度和气势上盖过对方，以此标示自己的存在。在维也纳和米兰一丛丛高楼正在紧张地建造。墨尔本和悉尼在竞争世界最高公寓楼的荣誉。迪拜却另辟蹊径，试图利用所谓的世界最高宾馆大厦确立度假胜地的地位，它似乎忘记了上海金茂大厦比它高得多，这幢摩天大楼下部五十层用做办公空间，上部则为宾馆房间所占据。
仅仅几年时间里，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对高层建筑的反感还历历在目，似乎绝大多数欧洲城市仍然存在一个潜在的严格建筑限高，但眨眼间榆木脑袋便开了窍，修建高层成了建筑师的爱好，不仅亚洲和美国是这样，欧洲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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