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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现实
统治者竞相修建奢华的首都，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象征和炫耀他们的政权，但尤为讽刺的是，新都建成后不久，许多帝国便土崩瓦解。类似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警告着世人建筑并不是万能的政治工具。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不光彩的结局后，奥斯曼崭新的大街既没能阻止巴黎暴民将杜伊勒里宫烧为平地，也没能阻止巴黎公社的流血斗争以及随后骇人听闻的暴力和镇压。普鲁士人或许曾被巴黎的宏伟壮丽所征服，然而城市文明的服饰并不足以抵挡他们侵略的脚步。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如果没有奥斯曼，法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它必将贫穷和软弱得多。不可否认，1944年希特勒尽其所能毁灭巴黎，也说明了建筑象征在大国权力冲突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
勒琴斯和贝克打造了一座世纪帝国之都新德里，然而英国在它建成仅仅二十年后便不得不黯然离开。新德里透露出无比的权威性，足以让印度占为己用，但它所拥有的欧洲文明并没有让印度人信服，也不能消灭他们背离建造此处的力量而要求独立的决心。
伊朗国王试图将德黑兰重建成一个现代化西方城市，但此战略计划命运多舛，费迪南德·马科斯和他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在马尼拉大规模兴建纪念碑式建筑，最终也惨淡收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建筑有时反而会加速政权的更替。此类工程并不是理性的社会发展，而是偏执狂晚期的愚行。诚然，建筑途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卓有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与治国艺术无关。有时即便军事力量也不能达到它的目标，但却没有任何史学家敢说它的支配和部署无关国家命运。相反，他们都相信没有探索军事力量作用的本质，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历史。
建筑完成后，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屹立于风雨之中，见证世事更替，经历风云变幻，但它们的政治角色或许只和诞生的那一刻紧密相连。也有可能在后来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这种关联会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中以新的面貌重现。英国下议院初建时有着特定的含义，二战中被敌人摧毁时它又有了另一种不同的意义，但置于日常政治生活的苦差中，它再一次有了新的内容。德国国会大厦在希特勒的政权体制中没有任何意义，但1945年苏联红军对它的占领变成了纳粹德国战败的象征。半个世纪后，波恩国会决定将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权力中心移回柏林，并委托一名英国建筑师重建国会大厦，显而易见，这是建筑在多种不同层次上的政治利用。它表达了一种新生的国家身份。同时，选择诺曼·福斯特则以说服的姿态证明了极权主义年代后，德国的身份在不断改变，它对狭隘民族主义趋向排斥。福斯特设计的建筑有着透明的玻璃屋顶，对公众开放的螺旋坡道使德国选民可以在代表们的头顶徘徊，这是另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信号。新建筑内的空调系统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化石燃料，同样表征着国会先进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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