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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部极有可能像往常一样地受到世界的冷落，15世纪纺织业的衰败给这片地区带来的命运或许将长时间持续下去，但对此暂且不谈，他们想要的理想作品不难猜测：弗兰克·盖瑞设计的一团带有钛金属鱼鳞的自由形式物体，或者是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①无偿设计的一座形式古怪的人行天桥。此类竞标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最终产生的建筑作品往往不像普通意义的建筑。建筑图腾的追求已经成为现代设计中最常见的一个主题，日益衰退的经济死水区、偏远的贫民窟和发展地区对此都趋之若鹜，它们做着同一个美梦，决心树立自己的形象，叩响通往世界的大门。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且无穷无尽的过程中，若要脱颖而出，就必须拿出真正有吸引力的杰作。毕尔巴鄂成功登上了报纸头条，然而，此技巧的重复使用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每一栋希望能引起轰动的新建筑，必须试图超越前一栋建筑。这便类似于一种恶性通货膨胀，恰似魏玛共和国的货币贬值在建筑领域的重现。
每个城市都希望得到一个标志性象征，他们希望自己的建筑师设计的作品能产生巨大影响，就如同盖瑞的古根海姆之于毕尔巴鄂或约翰·乌森的歌剧院之于悉尼。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最终建成后，揭幕式上的多数讲话都没有提及它的音响效果，而都集中于这座新音乐厅将对城市形象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何得到一栋有思想、有品味甚至是高品质的建筑？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无定规可循。如此之多的高知名度建筑出自如此之少的建筑师之手，这种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发生。有时整个地球上好像就只剩下三十名建筑师，他们组成一个“飞行马戏团”，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时差的折磨。这其中有二十名建筑师相互之间敬重有加，当他们在希思罗机场头等舱的休息室碰面时，会聊起“马戏团”的其他成员；另外十名建筑师虽也东奔西跑，但多数时间碌碌无为。得益于辉煌的历史，目前他们还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他们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另外二十人的光芒所掩盖。这些熟悉的名字一次又一次重复出现，一个个被蒙蔽的城市也沮丧地发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王牌，那些极像撞毁的火车残骸或是飞碟的美术馆，或是二十层楼高的陨石般的宾馆，根本无法胜过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
他们之中只有两位女性。曾几何时，你在纽约和东京看到他们的身影；飞往瓜达拉哈拉和西雅图的航班上、阿姆斯特丹，以及巴塞罗那全境似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一次次追随着彼此的脚步，参加同一个设计竞标，同时亮相于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盛会，而不参加设计竞争时又一起在评委会中露面。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部分原因是由于建筑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问题是考虑到如此多的现代建筑都拥有着古怪的样式，他们的主顾如何断定他们形式特别的火车残骸、陨石和飞碟将如己所愿，成为理想的标志性建筑，而并非像他们心中半存怀疑的想法，是一堆垃圾？
他们永远无法做出这个判断。因此，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已经成名的建筑师，他们只能拿着这些建筑师列出的三十人名单按图索骥。这些人已经取得了创作离奇古怪作品的许可证，委托其中之一你便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担心别人会嘲笑你。这和买衣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对流行时尚一无所知，那就不妨挑选一个好的牌子。但这其实是一条死胡同。随着少数几个建筑师的名字越多地刻在所有这些高姿态建筑上，下一次可供选择的建筑师便越少。由此，建筑行业日益分化为两个极端——暴食和饥荒。建筑师太少或者工程太多，无法保证每一件工程的质量，最终让拙劣的模仿毁掉自己的名声；或是根本拿不到项目，说不定一次厨房扩建便成了他们终生的成就。表面的受益者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大肆宣传对“飞行马戏团”中耳根软的成员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对于小圈子之外而当时又不在场的建筑师，一些嘲笑和蔑视很快便会传播开来，很快圈内人便会全部信以为真；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唯恐别人抢走自己的风头，害怕自己的成员身份转瞬即逝。这便是形象工程的古怪追求扫过建筑领域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仍然自称为一名建筑师。实际上他早已放弃了建筑设计，一心专注于形象工程，可以说他代表了盖瑞自由设计中黑暗庸俗的一面。“归零地”有一座公共交通客运站，巨大的玻璃翼高高指向天空，钢制的鸟喙则触及地面，很像美国航空的标志。卡拉特拉瓦在巴伦西亚的歌剧院看上去则像是死去很长时间的海洋生物骨骼，只是经过漂白处理后放大到一个惊人的比例。卡拉特拉瓦的人行桥已经形成了一个家族，其成员遍布毕尔巴鄂、巴塞罗那、梅里达、曼彻斯特和威尼斯，新成员仍在不断加入中。
功能主义仍是卡拉特拉瓦的托词，这确实切中要害。仔细观察他的一幅绘图，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只大龙虾膨胀到摩天大楼的尺度，而且也没有使用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材料，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帮助的说明性标签，例如“歌剧院”。或者像他在美国密尔沃基市建成的鲸鱼尾巴，文字标明的“艺术馆”具有同样超现实主义的简洁。当然，卡拉特拉瓦的扩建部分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展示空间，它唯一的目的便是用来吸引注意力，提醒着全世界美术馆的存在。它的建成比预期计划拖后了整整七个月，受过高的造价牵累，美术馆更换了馆长并裁减了员工。
你可以将卡拉特拉瓦看成是形象工程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也可以把他看成主要受害者。在建筑师生涯的开端，卡拉特拉瓦设计的作品精美而简洁，但狂热的主顾最终使其不断地重复自己，用越来越华丽的视觉效果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西班牙特内里费一座二十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圣克鲁斯，卡拉特拉瓦设计了一栋称为音乐厅的建筑。白色的混凝土板壳据称是模仿了海边拍岸的浪花，但也有一些人不赞同这点，他们更愿意认为它是修女的面纱，或者是从遥远的悉尼偷来的创意。但不管怎样，这个音乐厅都是典型的形象工程。一栋文化建筑，不仅因为公共基金在它的设计修建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它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登上了精美的飞机杂志页面。
卡拉特拉瓦是独一无二的，他因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双重身份而闻名。这种结合使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具有内部逻辑的感觉，从而给俗丽的表现主义披上了一件理性的外衣。对于那些公开宣称在草叶、雪花和岩石晶体中寻找内在秩序的人，卡拉特拉瓦给他们提供了一丝超世俗的幻象。基于此，可以说卡拉特拉瓦编制了一种变异的哥特式风格，后来成了建筑作品的主题；也可以说，他挤牙膏般一点点将戈迪①预制装配起来，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它那华丽的视觉品质使赞助者眼花缭乱，无暇顾及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为何密尔沃基艺术馆应该看起来像是一条鲸鱼尾巴？为何巴伦西亚的歌剧院的结构像是软体动物？为何他设计的雅典奥运体育馆的屋顶如此复杂，以至于到开幕式前几天才完工？
在此形象工程的大潮中，由于良好的可操作性，博物馆成为首当其冲的建筑类型。对于博物馆，建筑师可以操纵自如，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座公共图书馆或是住宅身上，问题便开始浮现。建筑的委托人越是寻求建筑标志，新一代的建筑师越是表现得逆反。浅陋、浮华、炫耀的建筑回报率日益减小，年青一代建筑师诸如FOA事务所对此做出了明智的反应，他们具有战略性的眼光，他们的作品诸如日本横滨渡口的客运站便不能简单看成是形象工程。美国新开放的博物馆中最成功的当数哈得逊河上的纸箱工厂，完全没有浮夸做作的纪念碑风格。或许，就像19世纪末兴起的“新艺术运动”，“形象工程”的日渐普遍恰恰是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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