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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建国一百周年庆典上，首相约翰·霍华德开放了堪培拉的新国家博物馆。纵使具有明显的纪念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此一项国家建筑工程能招致何等复杂纷纭的评论。当你在其中看到唐纳德·布莱德曼①的板球拍，以及当年装载澳大利亚第一个流动电影站在全国放映的行李车时，没有人会相信这座博物馆是无心而建，仅仅是为了庆祝这个幸运国家的一百岁生日。不管是在构造上还是内容上，博物馆完全没有掩饰初期殖民者对待土著居民那段残暴血腥的历史，塔斯曼尼亚第一代土著灭绝过程中用来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手枪与铁棒赫然其中，所有这一切都掩饰在一个保守政府发起的澳大利亚国庆的名义之下。
关于澳大利亚新国家博物馆最具争议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建筑本身。来自墨尔本的建筑师艾西顿·雷加特·麦克杜加尔将奉献给澳洲土著的博物馆各部分拼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活脱脱的丹尼尔·里伯斯金犹太人历史博物馆的复制品，只不过尺度略有缩减、材料有所不同而已。虽然起皱的黑色混凝土墙看起来具有橡胶制品的效果，与里伯斯金闪亮的锌金属片墙面截然相反，却也掩盖不了复制里伯斯金切断大卫五角星形成锯齿型建筑的创意，只不过比起“复制”这个词，霍华德·雷加特更喜欢称其为影射而已。里伯斯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在他口中雷加特的博物馆是“令人震惊的、平庸的剽窃”。然而对于雷加特来说，这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策略，他的目的是在土著人的困境与犹太人大屠杀之间产生一种对比的效果，让人想起殖民者的手枪、疾病和烈酒毁掉了他们的一切。澳大利亚如何对待土著人在此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对比使政府中一些偏于保守的成员对雷加特的反感远超过里伯斯金对他的痛恨，终究，澳大利亚的首相约翰·霍华德曾拒绝代表澳大利亚白人向当地土著居民为他们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
另一层次上，博物馆的外观设计可以看成是一种微妙的手段，从中折射了澳大利亚白人通过表面上对历史的悲观来坚持精神上的优越感。显然他们在建筑语言上曾下过一番苦工夫，这一次不是建筑外形，而是建筑包含的信息成了它的精髓。博物馆坐落在一个极其显要的位置，它位于堪培拉的心脏地带，俯视贝里·哥里芬湖，与议会大厦顶上的巨型旗杆并肩而立。博物馆整体上形成一根条带，邻水而舞，迂回曲折，弯起的弧线在中心围起了一片被称之为“澳洲之梦”的花园。博物馆内澳大利亚残缺不全的地图随处可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大屠杀地点和战场的名字。
历史上许多建筑和里伯斯金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一样成为建筑素材，建筑领域中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引用超现实地结合在一起，如电脑模型一般天衣无缝，使人意识到社会历史并不是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真正主题，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栋国家建筑。博物馆综合楼的一部分是勒·柯布西耶萨伏伊别墅的重现，只是光滑的白色墙面变成粗糙的黑色，正面也恰好翻转过来成了原作的镜像。雷加特在言谈中透露，萨伏伊别墅是长时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希望摆脱的文化劣势的一个参照。作为殖民国家，澳大利亚的所有文化都是舶来品的积累，在引进的过程中，总是稍见偏差，虽然不大却也颇为难堪，这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历史传统，在此意义上国家博物馆就变成了澳大利亚殖民身份在建筑领域的反映。当萨伏伊别墅第一次正式见于澳大利亚杂志时，民众见到的实际是一幅正反颠倒的图像，但据雷加特所说，没有人注意到这点。澳大利亚人从地球的另一边得到自己的建筑灵感，但他们见识太过狭窄，以致徒留东施效颦之笑。
博物馆不远处，议会大楼正面突出的一片平屋顶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研究院，鲜艳的红色使其看来地位显赫。它隔着一片广阔的草坪与里伯斯金的澳大利亚版犹太人博物馆遥遥相望。在博物馆的中门厅，雷加特不遗余力地重现了悉尼歌剧院棕色玻璃和放射状窗框，又一次强调了这个双边缘的澳大利亚建筑符号，让人不由想起当年悉尼歌剧院戏剧性的一幕：欧洲建筑师约翰·乌森成了“来自地球另一面的庸才、骗子”被赶出了澳大利亚，另一个澳大利亚建筑师小组接替了这项工程，虽然歌剧院最终顺利完成，但也由此蒙上了一层残忍和野蛮的色彩。此外，在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詹姆斯·史特林的斯图加特国家美术馆和阿尔多·罗西①式建筑的影子。
或许有人会将博物馆看成是较高文化版本的拉斯维加斯和以娱乐场为典型的主题建筑，但事实并非如此。雷加特创造的这栋建筑物就像是一本书，只不过其语言晦涩难懂而已。雷加特对建筑的象征语言并不满足，又赋予了它另一种简单直白的字面含义，铝质墙面上装饰着规则的花纹和盲人字体，然而普通游客很难读懂，对于盲人它们又遥不可及。倘若雷加特带领你参观的话，他必定会很乐意给你解释。另外，颜色的运用也大有学问，部分外墙的黑红色中影射了原住民的旗帜，另一片浅黄色和蓝色则是早期罪恶的殖民时代中罪犯所穿衣服的颜色。
你可以参观这座国家博物馆，身临其境获得一种真实的感受，不带有任何理性思考，然而要进一步准确把握它的建筑语言就绝非易事了。这里没有罗塞塔石碑可供参考，有的只是一些或明或暗的提示。它是一个智慧与愤怒的结晶，不仅仅充满了重新定义澳大利亚的雄心，同样也展示了建筑的重要角色。只是它或许有一点太过于愤怒，以致不为政府所容，不能成为澳大利亚文化复杂性的代表。在此建筑师们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建筑体，但澳大利亚官方却希望博物馆能成为国家的象征。雷加特的设计打破了这个理想，博物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尴尬，由此联邦政府试图将园艺设计的中庭院用更为传统，或者说更缺乏挑战性的景色来代替——这便是澳大利亚花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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