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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这是赞扬英国建筑师和设计师们的品质，但政府没有雇佣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来设计它，而是选择了HP：ICM，这个公司原本默默无闻，尽管与奈杰尔·科茨④合作参与千禧穹顶主体工程，但这似乎并未给公司戴上荣耀的光环。展馆内部你会发现一首奇怪的布莱尔主义赞美诗，其题目是：“多样性：存在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康蓝什锦餐馆的烟灰缸、代森真空吸尘器、一台发条收音机以及有点专横的暗示——根据它的设计者的出生地判断，按照某种神秘的逻辑，苹果笔记本也应该是英国设计的一个实例，英国现代成就的总和就包含在上述事物当中。
英国展馆站在荷兰展馆的阴影之中，一无是处，而荷兰展览馆则卓越非凡。在汉诺威平坦而毫无特征的风景中，它像是大草原上的摩天大厦，异常突出，其特别采用的分层蛋糕形式象征了荷兰的地貌特征。内部空间里并没有多少展览品，但建筑已经与内容合为一体。人工照明下的雏菊占据了底层空间，堆在其上的是一片橡树林。从地面抬头仰望，霓虹灯条带照亮的天花板之上是一幅梦幻般的景象。蛋糕的最上层是一组风能发电机和覆盖着人工草皮的土堆。整个展馆显示了自然与人工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平衡，而这正是荷兰的现状。它同时也暗示了一种敢于承担极端风险、把握设计机会的民族文化。相比之下，英国的展馆正好走向了它的反面，表现出不相宜的谦卑。
苏格兰是一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地区，但它却具有高度的品牌意识，并且远远超出拙劣模仿的层次。无论是在中国偏远地区、俄罗斯远东或是智利，苏格兰人总要比挪威人、魁北克人甚至澳大利亚人或比利时人更容易解释自己来自何方。
苏格兰拥有许多特征：它有风格迥异的口音和苏格兰格子呢（实际上这是19世纪的发明），和几个凯尔特民族一样拥有风笛，有威士忌和奶油甜酥饼，它有自己的国歌、国家大教堂、钱币、司法以及教育系统，在年青一代的作家笔下，苏格兰已经创造了活力十足、别具一格的文学声音。
拥有一个更大更繁荣的王国的诱惑终于促使詹姆斯六世下定决心搬入伦敦，变成詹姆斯一世。自那以后，苏格兰和英格兰经历了四百年共享一个国王的历史。随之而来的不是征服，而是逐步的合并，但在此过程中，两个团体都保留了独立的身份，一直到1705年在联合法案中形式化。
差不多三百年后的今天，苏格兰又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并且在爱丁堡修建了新的议会大厦，这只能理解为蓄意利用建筑强调国家身份的关键步骤。议会大厦是恩里克·米拉勒斯①在不幸早逝前和他的夫人贝内黛塔·塔格里亚布共同设计的，从这项工程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如何在不同层次上参与政治生活：从地点的最终选定到材料使用到建筑师国籍，每一步都回响着远超出实用建筑问题的音符。
甚至在建筑设计提出前，只是选址便挑起了无尽的政治争论。到底议会大厦应不应该建于苏格兰的首都？如果是，那应该选择土地较为便宜的郊区还是昂贵的城市中心？苏格兰曾尝试建立扩大自治权的议会大楼，但没有成功，表面上是由于缺乏实用性，许多人猜想真实原因并非如此，而是由于工党政治家担心它会成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舞台。无论如何，老议会大楼都被打上了一个失败的烙印，新议会大厦应该取代它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最终决定将议会大厦修建于皇家哩大道尽头，靠近荷里路德宫的一处地点，离皇家很近，以前曾是一个啤酒厂的厂房。这个选择可以看做将新机构置于传统背景中，但没有不必要的负担。
建筑师的选择更是一个冗长的过程，甚至苏格兰首席大臣唐纳德·杜瓦也曾出面干预，加泰隆尼亚建筑师的胜出绝非偶然。历史上，加泰隆尼亚人给全世界做出了表率，一个具有雄心的欧洲小民族坚持了自己的身份，并且没有带来任何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苏格兰似乎希望同样能做到这点：宣扬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呈现一种包容型民族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沙文主义。
没有人要求米拉勒斯采用爱丁堡的民族风格，但他的设计显然具有很强的个性，含有他对建筑的敏感。他最初提交的方案好像是沙滩上两只草皮覆盖的倒扣渔船，学生时期的米拉勒斯在英格兰度假时或许看到过这幅景象，或者在苏格兰也能见到，但这个设计并不受欢迎。米拉勒斯希望新议会大厦能融入环境，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背景中突兀地添上生硬的一笔。尽管这项设计很有诗意，但他仍不得不包含进苏格兰的政治雄心。
议会大厦应该为提倡合作与协商的苏格兰政府量身定做，委员会议室应该和辩论厅一样成为未来政治活动的焦点，以上便是负责议会大厦工程的官员必须遵守的大纲。最重要的是，在工程谋划者心中存在这样的信念：它应该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完全不同，否则它就要承担相当的风险，人们有可能将它理解成一个宗主国的恭顺旁支。苏格兰，或者至少那些声明代言苏格兰的少数行政和管理精英，都希望向世界展示他们已经将古老的威斯敏斯特政治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告诉自己，威斯敏斯特代表了一种对抗与妨碍议事的政治。威斯敏斯特辩论厅长方形的房间，对立摆放的成排长椅分成两派，中间隔着两把长剑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这个形式好像是特别设计用来在其成员之间产生最坏的结果。实际上，这里的布置只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英国议会最初占用了威斯敏斯特宫里圣史蒂芬大教堂的礼拜室，原有的摆设便成了议会布置的雏形。
苏格兰希望它的议会拥有想象中更文雅、更具建设性的布局，欧洲大陆普遍的圆形布局看来更有吸引力。这种方式最初出现于都柏林的爱尔兰国会下议院，也就是现在爱尔兰银行的所在地。经过长时间讨论、多次重新设计以及政治家们无数次的实地考察，米拉勒斯终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由此爱丁堡得到了一个有着柔和曲线的新月形辩论厅。然而苏格兰议会成员在他们现代主义圆形辩论厅里面红耳赤地交流时，事实无情地证明了仅仅是座位的调整远不足以在脾气暴躁的立法议会中灌输合作精神的概念。但不管怎样，它给出了以一个政治实体运用超出建筑实用功能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建筑任务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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