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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羁的自负
魅力超凡的“菲亚特之父”吉安尼·阿涅利终于葬入了家族墓地，他的遗体庄重地安置在位于都灵的菲亚特王国中心。葬礼上，数以千计的汽车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政客、银行家以及实业家逐次走过他的棺椁，默默地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仿佛这里躺着的是一位中世纪国王。或许在你想象中，葬礼应该在大理石镶嵌的庄严教堂或古老宫殿里举行，如此才符合这位意大利“无冕之王”的身份，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阿涅利去世前几个星期，他亲自主持揭幕了他的临终遗赠，其中包括一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美术馆，里面收藏了西方文化的许多伟大作品，还有从过去一千多年里精选的纪念作品，它们是阿涅利毕生的心血，现在都留给了国家。皮亚诺的美术馆形式上是一个钢和铝构成的短舱，看上去像是一架直升机在灵格托的屋顶跑道上摇摆不定。建筑的前身是一座教堂，服务于阿涅利祖父一手创建的汽车制造厂，20世纪80年代工厂停产后，它摇身一变，成了后工业时代美术馆和音乐厅的一个极具诱惑的糖衣陷阱。灵格托美术馆从来没有被正式称做是灵堂，但在入土前，阿涅利的遗体确实就停放在这里。
阿涅利的愿望是一个辛辣而尖刻的提醒，让人想起了建筑曾经是古代人类用来对抗死亡和塑造记忆的手段，曾经折射了权力背后的精神病理。身后留名是一种正常的人性冲动，建筑与权力实施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世人更乐于接受的成见掩盖了所有这一切。曾有一段时间普遍认为建筑已经从旧传统和老习惯中解放出来，在皮亚诺和他的同伴手中，建筑成了寻找替代传统做事方式的一种手段。
纪念碑风格恶名昭著，人们习惯于将之当成建筑师的借口，他们以此为借口沉湎于大规模建筑的庸碌追求中。皮亚诺一代努力将平常世界融入建筑，幻想建筑会因此获得新生，摆脱它千百年来一味迎合以吉安尼·阿涅利为代表的富有赞助人的传统。在此背景下，建筑被当成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一种表现形式。皮亚诺对技术解决方案和建筑外观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建筑应该简单易行，它可以具备暂时性和临时性特征，而不是承担虚幻的对永恒的追求。他相信建筑可以服务于穷人和下层大众而不只是国家、富人和宗教。
尽管皮亚诺对技术途径促成现代社会变革非常着迷，尽管他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参与性政治极其热情，但最终却是建筑的传统定义了他的职业生涯，建筑之于皮亚诺便如同建筑之于阿尔伯蒂①或帕拉第奥②一样重要。“纤细的锻钢构件和视觉轻巧的玻璃可以与质感的大理石或青铜包含同样的信息，都能用来定义这个社会公认为最重要，或者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制度。”皮亚诺的观念和设计最终变为现实，但它们的实现并不是通过城市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通过科学，而是靠他与银行家和保险业大亨的关系。皮亚诺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建造艺术画廊和纪念馆，同时保证作品尽善尽美、符合要求，对于此道他早已驾轻就熟。从艾利·布罗德③到纽约时报的发行者以及近来封圣的皮奥神父的追随者，他们都拜访过皮亚诺的工作室。他们或者去过巴黎——现在皮亚诺的大部分设计工作都在那里完成；或者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研究基地”，先乘车到达热那亚北部海岸的荒凉悬崖，然后换乘玻璃缆车，直达岩石斜坡顶部皮亚诺的幽居。在这里他们一边欣赏大海的波澜壮阔，一边尽情享用皮亚诺干净利落的管家精心烹制的烤鱼。他们马上意识到若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面前便是一位理想的建筑师。甚至以时装零售起家的房地产开发商埃尔文·塞拉斯，这位在60年代就习惯穿着不时兴的肥裤穿梭于伦敦市内的人物，也屈服于皮亚诺的魅力，委任他设计伦敦桥车站附近的一幢办公大楼，它将是欧洲最高的建筑物。
伦佐·皮亚诺与阿涅利有着近二十五年的交情。起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关系的实质会转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最终达到阿涅利委托皮亚诺为其修建“陵墓”的程度。阿涅利交给皮亚诺的第一项任务是为菲亚特设计汽车，这与修建“陵墓”有着天壤之别。皮亚诺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一位才华出众的工程师彼得·莱斯共同完成这项任务。阿涅利希望他们能开拓性地探索开发一种新产品和装配方式，而不是单纯进行风格设计。继此之后，便是灵格托漫长的改造之路。旧工厂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静候末日的来临。然而，这里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菲亚特是都灵最大的厂商，在城市历史上，这处厂房是修建教堂后城市风景中最大的变动，它不仅在现实意义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同时也象征了菲亚特对城市的巨大贡献。菲亚特与都灵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这座城市开始萎缩，那菲亚特的声望也必定会受到牵连。
许多建筑师都热衷于在建筑上打上自己的标签，如同在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但皮亚诺对此并不感冒，或许就是这一点吸引了不重虚名、只求完美的阿涅利。皮亚诺设计的新建筑并不一定与他过去的作品有所雷同，对于那些不太清楚自己口味的投资者来说，这一点会显得稍有不足，然而对于阿涅利来说，却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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