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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府的修建过程也被刻意用来证明德国人比其他民族在技术上和管理上更为先进。施佩尔和希特勒串通起来，对外宣称总理府的建造仅仅花了一年时间，而实际上1938年1月当他们宣布重建总理府的时候，施佩尔早已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开始收购福斯大街的房产，准备拆除它们以清理建筑场地了。希特勒为施佩尔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并从全国召集了数千人来完成这项工程，并给他们在柏林安排了住宿。
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建设新柏林的白色花岗岩来自于上巴伐利亚关押政治犯的福洛森堡纳粹集中营，不过施佩尔的建筑确实和集中营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党卫军在1938年成立了德国土石方公司（DEST），强迫犯人无休止地为囚禁和折磨他们的帝国工作，生产建设帝国所需的建筑材料。福洛森堡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就特别选址临近采石场，以保证施佩尔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的石料需求。这些建筑项目不仅在柏林进行，还包括纽伦堡、慕尼黑和林兹。集中营和纪念碑是同一个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方使另一方成为可能。石筑瞭望塔和四角带有塔楼的高墙，集中营本身也代表了一定的建筑野心，为此数百名西班牙共和国囚犯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另外，希特勒在奥拉宁堡也建立了两座集中营专门生产砖块。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部长后，他利用集中营来恐吓那些他称之为“懒鬼”的工人，使他们不敢称病偷懒，他甚至试图利用党卫军的监视在柏林的建筑工地上使用奴隶劳动力。
建筑，就像施佩尔一直所做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实现某种意图的手段。这个意图，除了支持建筑集中营和诠释纳粹帝国的功能外，也帮助施佩尔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他的作品越能取悦于他的赞助人——帝国元首，他得到的就越多；他的建筑帮助纳粹德国在世界上获得越大的胜利，他就越能从更大的帝国获得更多的可以用来建筑的资源。施佩尔早年在柏林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建筑，但是却没能如愿进入汉斯·玻尔茨格①的研究生班学习，根据施佩尔详细和难以置信的谦卑的解释，这是因为他的素描成绩没有达到研究生班的要求。因此，他师从海因里希·特森诺②继续学习。玻尔茨格是一位表现主义艺术家，跟随他的大都是左翼学生；而特森诺刻板地崇尚古典主义，尽管他本身从未成为一名纳粹分子，但对于学校占多数的右翼学生更有吸引力。虽然跟随特森诺学习意味着施佩尔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偏好，但他仍然非常勤勉地学习新导师的风格，并成为特森诺的助手。后来当施佩尔为希特勒工作的时候，他又准备使自己适应于希特勒过于浮华的口味。毫无疑问，如果希特勒喜好的是抽象派建筑，施佩尔也会毫不犹豫地去迎合。但希特勒希望的是古罗马的辉煌，因此这也就成了施佩尔尽其所能所要完成的目标。
1930年12月施佩尔听了希特勒的演讲，第一次拜倒在纳粹党险恶的魔力下。根据后来他自己的回忆，起初他是受学生鼓动，又看到魏玛政府警察镇压一支褐衣党，于是去柏林参加了一次纳粹学生的集会，结果被希特勒的演讲魅力所深深折服。集会上希特勒的演说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长篇大论，相反却非常精练。1931年1月施佩尔决定申请加入纳粹党。这个举动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的建筑事业借助纳粹的力量插翅腾飞。施佩尔曾使用包豪斯壁纸重新装修了古耐沃德的一幢别墅，这或许算得上是他为纳粹党做的第一件工程。随后他改造了柏林政府区中心福斯大街上的一座建筑，纳粹党将此项工程视为迎接1933年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敏感地区，这是一栋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建筑，离总理府不远，考究的选址全力突出了其自信和体面。后来，党宣部的卡尔·汉克给施佩尔看了一份他将施工的为纳粹群众大会设计的会场草图，这份草图给了施佩尔改变历史的机会。“我在汉克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那份草图，这些设计既破坏了我的革命情绪，也伤害了我的建筑艺术感。”施佩尔马上自告奋勇设计一个更好的方案，在1933年滕伯尔霍夫机场举行的五月大会上，他华丽而惹眼的设计果然大放光彩。次年同样的大会在纽伦堡的齐柏林机场举行，施佩尔的设计更胜从前，巨大的旗帜迎风飘扬，探照灯不停扫过天空，整个场面像是在上演布斯比·伯克莱①的音乐喜剧。
希特勒并不是只有施佩尔一个建筑师，他拥有一大批建筑师，但和他关系特别密切的建筑师只有三个：施佩尔、盖斯勒以及巴伐利亚的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②，其中特别擅长远洋客轮内部装饰设计的特鲁斯特最受希特勒推崇。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末经人介绍认识了特鲁斯特，自那时起他对特鲁斯特教授一直非常敬重，即使纳粹党执政德国后亦是如此。慕尼黑在纳粹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在特鲁斯特的建筑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先后建造了褐色大厦、希特勒的司令部、纳粹党圣祠以及德国艺术馆。希特勒称特鲁斯特是继申克尔③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并请他彻底重修柏林的旧总理府，只是因为后来特鲁斯特的身体状况恶化，施佩尔才被指定为执行建筑师继续完成这项工程。1933年希特勒经常去工地视察，其中一次他亲切地和施佩尔交谈许久，并邀请这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和纳粹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起吃午餐。施佩尔回忆录的合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①声称施佩尔和希特勒之间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他看过大量材料，其中都一致提到，希特勒曾亲手给施佩尔披上了自己那件缀满金质党徽的外套，就在前去吃午餐的路上。
特鲁斯特过早去世为施佩尔通往纳粹首席建筑师铺平了道路。但他并非一枝独秀，在魏玛、慕尼黑和林兹还有赫尔曼·盖斯勒为希特勒工作。而以基督教徒诺伯格·舒尔茨为代表的理论家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力，他们反对一切现实主义，尤其反对包豪斯学派。然而，由于施佩尔和希特勒良好的交情，他仍能继续工作，并接手了一系列为纳粹党增光添彩的新工程，这些建筑里折射出一个新政权对扬名于世的热望。施佩尔重新装修了伦敦的德国大使馆，给威廉广场魏玛时代的总理府新加了一个阳台，以便于希特勒在群众面前露面。施佩尔还设计布置了许多集会会场、奥林匹克运动场以及纽伦堡巨大的政党集会会场。
纽伦堡工程是希特勒对施佩尔的一次测试，结果他设计的宏大观礼台和气派的会场布置赢得了希特勒的欢心，从此施佩尔一步登天，被任命为帝国的建筑总监，接受了重建柏林的重任。当时施佩尔只有31岁，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命令普鲁士美术学院搬走，把坐落在巴黎广场紧靠勃兰登堡门的阿尔尼姆宫腾出来让给施佩尔。施佩尔从此享受比柏林市长更高的工资待遇，可运用独立的财政预算招募人员组成自己的班底，以及经常和帝国元首接触的特权。
19世纪以来阿尔尼姆宫的后花园一直被一系列展览馆占据，施佩尔入住后，它们变成了施佩尔建筑模型的专用场地，大量建筑模型很快便堆积如山，施佩尔职业生涯中最宏伟的工程——日耳曼尼亚（柏林的新名称，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中心）的规划也在此慢慢成形。希特勒甚至专门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施佩尔新建了一间工作室，以便他在萨尔茨山时，施佩尔能在元首身边继续工作。短短五年，施佩尔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助教变成将柏林改造成世界之都的总建筑师。
在施佩尔的回忆录中，他将希特勒称为他最重要的主顾，这个称呼以及它的含义对于大多数的建筑师并不陌生。施佩尔抱怨说，有时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一段时间没见到他，负责人员便通知他开会。有一次他不得不中途结束在法国的度假飞回去参加会议，结果一下飞机便得知会议已经取消了。
宣传和展示的重要性对施佩尔可以说是了然于心。施佩尔就像设计建筑一样精心设计自己的形象。他对外总是声称自己不喜欢穿党服，但很多照片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此相反的事实。柏林作家马修·史密特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阿尔伯特·施佩尔：神话的终结》，其中揭露了施佩尔如何最大限度上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手法展现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即使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出来之后，他将自己做建筑总监的日记重新写过，去除不合适的章节，来蒙骗联邦档案室。后来当他的欺骗行为有曝光危险的时候，他又央求他的朋友和建筑合作者鲁道夫·沃尔特斯放回一本原件的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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