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建筑》　第一部分
《权力与建筑》　我们为何而建(6)

    建筑师们一边喝着咖啡，品尝着穿着小礼服的侍者分发的点心，一边等着酋长的驾临，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酋长才姗姗来迟。权力与建筑的关系在此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建筑服务于权力，建筑师就好像理发师或裁缝一样。这个别墅最终并没有建成，我后来在伦敦的一份报纸上看到酋长的消息，他因涉嫌滥用文化部的财政拨款而锒铛入狱。

    我们习惯于从建筑与艺术史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建筑，或者是将建筑作为技术进步的一种反映，又抑或是作为社会人类学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都知道如何通过窗户的形状或柱头的装饰细节来判断建筑的类型，也很清楚建筑是现有材料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但当要掌握建筑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弄清楚建筑究竟为什么存在而不是它是如何被建造时，我们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遗漏，因为建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近。建筑永远取决于宝贵资源和稀有人力的分配。同样，它的建造也通常牢牢握在掌权者而不是建筑师手中。古埃及并没有因为建筑师的任何创造性主张而将剩余国力用于修建道路或废除奴隶制度，而是选择了建造金字塔。

    尽管近来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著作宣称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大众，但实际上在任何文化中，建筑师要获得工作机会就必须在自己和权贵之间架起一道桥梁，除了他们没有人会提供建筑的资源。建筑师为得到建筑机会而殚精竭虑已经成为他们注定的宿命，这就好像迁徙中的大马哈鱼一样：在死去之前，大马哈鱼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筋疲力尽的洄流旅程后产卵。因此建筑业可以被预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只能成为浮士德式的交易。但不管在什么体制下，建筑师都别无选择，只能与当权者虚与委蛇或妥协。

    每一种政治文化对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而现实的目的，这能够被大众心悦诚服地理解，即使是建筑被用来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时。但一旦突破政治算盘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界线，建筑就不再仅仅是政治工具，它变成了一种幻想，甚至是一种病态，迷惑着广大的受害者。

    兴建一栋建筑从而在风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和行使政治权力这两种行为在心理上有一些类似之处，它们都是一种个人意愿的强加。试想，通过将整个城市缩成娃娃房大小的建筑模型，来印证自己的世界观，这对于那些无视个体价值的人具有潜在的吸引力。而像奥斯曼重建巴黎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塑造一个城市，这种可能性使他们更加动心。建筑满足了敏感者的自我意识，使它们无限膨胀，与此同时，他们又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建筑，如此不停地循环下去，直至建筑本身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引诱着这些痴迷者越建越多，越建规模越大。可以说，建筑就是个体自我炫耀的一种手段，以“建筑情结”这样最赤裸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总的说来，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并没有多少妄自尊大的成分，而齐奥塞斯库①的布加勒斯特改造则不然。但在两个城市的改造过程中，破坏和新建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两者紧密相连。不管怎样，建筑的权力象征可以通过世贸双塔的撞机事件得到很好的诠释，只不过与新建建筑恰恰相反，仇恨驱使的自杀行为企图通过这种更为激烈的方式——将建筑从地图上抹去，以此动摇权力，其中一个劫机者毕业于建筑专业的事实更为此事件画上了句号。

    本书旨在探索到底是什么驱使个人或团体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建筑，他们建筑的意图何在，以及他们赋予建筑什么样的功能。文中精心选择了一些关于建筑物、建筑师、亿万富翁、政治家、独裁者的事例，其中大部分事例都是来自于20世纪。相信理解建筑背后的含意可以使我们免于成为这些人野心的牺牲品，因为建筑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我们的恐惧和激情、用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标志，以及我们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