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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设并不完美。也许特定的建筑语言并不带有特定的政治含意,但是这不代表建筑不能呈现政治倾向。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很少有建筑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能避免建造带有某些政治含义的建筑。而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发现他们对建筑的利用带有政治目的。建筑和政治的这种关系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可以发现,建筑的这种用途对于所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从照片上频频看到托尼·布莱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温斯顿·丘吉尔,还有数不清的市长、大主教、首席执行长官以及拥有亿万资产的强盗式资本家,弯着腰陶醉地盯着自己精致的建筑模型微笑。
这里并无意于将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布莱尔的格林威治千禧穹顶和温布尔登球场以及英国为2012年奥运会建造的任何奥运场馆与萨达姆的清真寺画上等号。独裁者也许需要暴力手段才能得到建筑机会,相比起来,选举产生的首相或许只需要操控立法院便可以得到,这种形式的妥协比起独裁者的手段具有较小的侵略性,但民主体制和极权主义同样可能利用建筑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
凡尔赛宫建筑的奢华和地理位置的选择是为了制衡法国各省的贵族势力。两个世纪后,拿破仑三世再一次利用建筑作为政治工具,他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①大规模改造巴黎,这次改造不仅是为了控制巴黎市民的暴乱,更重要的是用来巩固他还不稳固的皇权。而后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建筑计划,包括大卢浮宫以及新凯旋门,这是他的使巴黎毫无争议地成为现代欧洲中心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这三位统治者,纪念性建筑的样式完全取决于其中包含的政治策略的多少:钢铁和玻璃组成简单的几何形状,密特朗采用如此激进的建筑形式来展示当时法国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太阳王将凡尔赛宫建成一座王室圣殿,是为了证明他作为国王具有神圣的权力。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喜欢俯身看建筑模型。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系统地收集有钱人和掌权者做出同样举动的图片。日本老政治家矶崎新②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当年在米兰他为了向一位重要的客户做展示而租用了缪科雅·普拉达的一间艺术画廊。当时,外面两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分别停在入口的两侧,车里坐满了保镖,边上是一卡车意大利宪兵。画廊里面是矶崎新称之为别墅的建筑模型,大概跟房间差不多大。
实际上它是为卡塔尔的文化部长建造的豪宅。这座豪宅不仅需要安顿下酋长和他的家人,还有他收藏的稀有动物、法拉利汽车、布里奇特·赖利③的作品、霍克内④游泳池以及理查德·塞拉⑤的风景雕塑。在一个缺乏城市传统的“沙漠酋长国”里注入文化品位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分配给不同的建筑师或设计者,然后矶崎新的助手们将之组合起来,呈给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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