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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尼亚的完工等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功，这两者唇齿相依。日耳曼尼亚是希特勒的一个尝试，企图利用它来胁迫整个世界，它也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宣传运动，用来美化和赞扬第三帝国的政权体制，同时它还将希特勒的追随者绑上他的战车，向他们展示他心中理想的德国。希特勒的建筑反映了他对权力的野心和奴役世人的渴望。“即使所有的文件都丢失了，历史学家也能从第三帝国的建筑中读出希特勒主宰世界的宏图。”施佩尔如此写道。
施佩尔使用“真实的”建筑材料诸如大理石和花岗岩，企图使第三帝国的建筑拥有遗迹般的价值。战争结束后，他的自豪看起来如此虚伪和空洞。经过炮火和盟军炸弹的洗礼，总理府的荣誉议庭也不过成了一处高贵的废墟，昔日华美的青铜门已被卸走用于战地救护，里面遍布着空空的弹药箱和战地食堂留下的碎石，见证了总理府最后的没落。施佩尔甚至声称他曾经考虑过将他的建筑变成反希特勒的一件武器，例如在碉堡的通风系统中释放毒气，但真情是否如此却无从知晓。
德国战败后，盟军首领长途跋涉来到总理府遗址，只为亲眼看到希特勒政权最后的灭亡。最后，苏联人将总理府拆除，石头运走修建了柏林的战争纪念碑，院顶的帝国雄鹰则被装运回国，陈列在莫斯科的红军博物馆里。1945年2月上旬，马丁·博尔曼①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纳粹帝国最后的垂死挣扎：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在白天发动了突袭，柏林大部分地区断水断电，此时苏联的伊凡·科涅夫元帅正在调动他的红军渡过奥德河，准备对柏林发起总攻。“整个总理府花园一片狼藉，”博尔曼日记中写道，“深深的弹坑、倒下的大树和碎石遍地皆是，只有冬季花园还有部分残存，福斯大街上也遍布着巨大的弹坑。”
当时，希特勒的副官正通知赫尔曼·盖斯勒前往柏林，来讨论希特勒故乡林茨的重建计划。盖斯勒在1940年曾随他的元首前往巴黎游览，而战后也仍是一名虔诚的纳粹分子。
盖斯勒带着他的新方案，小心地绕开福斯街的碎石瓦砾，于1945年2月9日抵达总理府。希特勒决定重建林茨，希望它有朝一日取代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地位，成为多瑙河流域最美丽的城市。他的建筑师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模型，其中不仅包括一系列新建筑，还有一片城郊工业区，以此给希特勒一个基础的展示。
盖斯勒的建筑比施佩尔的作品略微逊色一点，但他设计的新林茨和日耳曼尼亚有着基本的共同点：让人感觉压抑的巨大规模和一条从火车站直通城市中心的轴线街道，两边安排了一个三万五千座的音乐厅和各种文化建筑，其中包括一个博物馆，里面将收藏希特勒从欧洲各地搜刮来的艺术品。盖斯勒计划临河修建一座五百英尺高的钟楼，钟楼底部的地穴里将安葬希特勒父母，排钟将定时演奏布鲁克纳②的乐曲。至于希特勒，他将为自己建造一个以万神殿为模型的陵墓。
看到盖斯勒的模型，希特勒完全被迷住了，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跟盖斯勒讨论开始这项工程的时间表。第二天，希特勒的同乡，一位叫卡尔登布鲁纳的党卫军将领来到碉堡里，警告元首柏林的民心士气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希特勒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带他来到林茨模型前，“卡尔登布鲁纳，如果我没有信心赢得这场战争，你想我会有心情来谈论未来的建筑计划吗？”即使是希特勒的疯狂和自欺欺人也有聪明的一面。
希特勒掌控的德国那时已经所剩无多，只有几条高速公路和桥梁，以及一些大众汽车而已。在柏林，如果没有希特勒，现在的6月17日大街（17Juin）要窄得多。胜利柱在纳粹掌权后移动了数米，几栋残存的建筑散布在各处，诉说着日耳曼尼亚的伟大计划。在慕尼黑，为希特勒政变中牺牲的少数纳粹分子建造的圣祠被毁掉，但保罗·特鲁斯特为元首设计建造的博物馆却因美军反对炸毁它而奇迹般保存了下来。在纽伦堡，为纳粹集会所修建的老大会堂和看台虽然没有完工，但也保存了下来。这座由强迫性劳动建造的综合场馆以大体育馆为原型，能同时容纳六万名观众，从1935年起路德维希·拉夫①和他的儿子弗朗兹就开始营造这项工程。奠基仪式上，随着希特勒放下第一块基石，施佩尔随声附和：“即使国家社会主义的声音有一天沉默下来，这些砖石建筑‘证人’还是能引起一片惊奇。”令人沮丧的是，他说对了。
经过二战的炮火和几十年消除纳粹行动的洗礼，老大会堂还是坚强地挺了下来。将它彻底拆除意味着蓄意隐藏过去，但战后纽伦堡市议会制定的体育馆改建计划显得更加居心叵测。最后定下的方案是将它改建成“文献中心”，以纪念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新博物馆的建筑师是奥地利人君特·多明尼戈，他的设计蓄意针对原有风格，他所加的部分对于原有的建筑就像是一根树桩钉入了它的心脏。
今日的德国是一个温和的国家，是欧洲最不具有侵略性的国家。然而，这些建筑仍然具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威力。虽然这些残存的建筑片断被刻意剥夺了恐吓和威胁的力量，但它们仍然不是中性的，它们是希特勒世界观的现实载体和符号表达。它们代表了希特勒对现代城市中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坚决反对，以及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建筑的塑造效应，利用集体主义来取代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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