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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人民观察家报》大肆抨击：“包豪斯是一座马克思主义的大教堂，它像一座犹太教会堂一样挡在我们面前。”那时包豪斯已经被迫由德绍迁到柏林，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密斯·凡·德·罗也在顶着激烈抗议，努力消除它作为左翼激进主义温床的名声。希特勒的评论听起来倒像是密斯的主张：“德国式就意味着真实、符合逻辑，德国性等同于明确、统一。”密斯不得不听他的话。1934年密斯不希望被流放，他竭力迎合希特勒。他设计的巴塞罗那德国展览馆被公认为是他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里程碑，而后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同为密斯设计的德国展览馆仍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影子，只不过在屋顶上多了一个纳粹的十字记号。然而在希特勒的土地上，在如此激烈的反对声中这显然并不能改变它的命运。
建筑语言之争在德国愈演愈烈，“反对政府投资那些‘整齐排列的集中营式’住房作为工人住房，那些靠破坏民族文化发财的罪人必须付出经济赔偿！”贝蒂娜在她的《第三帝国的艺术家》（1938年在卡尔斯鲁厄出版）中写道。但是除了犹太人尤里奇·门德尔松①之外，密斯、玻尔茨格以及格罗佩斯都受邀参加帝国银行大厦的竞标设计，说明当时现代主义建筑并没有被国家社会主义排斥在外。菲利普·约翰逊将密斯的作品描述成德国式的建筑，《德国总汇报》的艺术评论家布鲁诺·沃纳在1933年写文章称玻尔茨格和密斯都不是布尔什维克，这些可能都是一种策略，以争取纳粹党中以戈培尔为首的亲现代主义势力的好感。希特勒本人也曾说过：“我们也有可能陷入对过去毫无意义、没有灵魂的机械模仿中，面对这样的危险，建筑师就要大胆地使用现代建筑新材料。”
密斯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否适合国家社会主义？对于这样的怀疑也许密斯还能竭力反驳，但对于他的政治态度密斯就无话可说了。在密斯忙于帝国大厦设计之时，盖世太保突然闯入他在柏林郊区为包豪斯学院租赁的工厂大肆搜索，将学生关在门外，并且在大门口派人把守。这或许是一次有预谋的文化恐怖行动，然而，仅仅关闭工厂似乎敌意不深，不像是帝国上层领导的授意，倒像是德绍一些小派系之间的争斗烧到了柏林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密斯在争取重开学校的时候面对盖世太保显示了无比的勇气。他去拜访文化部长阿尔伯特·罗森伯格，对关闭学校表示抗议，结果得知纳粹党内对于包豪斯并没有原则性的抵制。然而密斯的勇气似乎还带有一些私人动机，包豪斯事件也并不像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争斗。历史学家依伊廉·赫克曼猜测，密斯前去罗森伯格办公室与希特勒上台后在柏林的第一个大型建筑工程——帝国银行大厦的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
密斯当时一定看到了一线希望，以为不必改变自己的建筑语言也有可能继续在德国工作下去。他的策略是做出适当的让步，避免被列入黑名单，但同时又不能让步太多而失去自尊。当初包豪斯已经被纳粹列入反动学校的情况下，密斯作为院长敢冒危险为学校重开而抗争，结果在盖世太保提出学校可以重新运转，但条件是必须更换所有不受欢迎的种族和政治分子的时候，密斯又自愿将学校关闭。这一切行为在此有了合理的解释。
人们通常认为，希特勒混乱的思想并没有赋予“纳粹建筑”统一的形式，这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在世界观的动摇不定。毫无疑问，希特勒的价值观缺乏一致性，他既想建设一个拥有高速公路和大量机动车的现代化德国，同时又有一批部下信奉回到前工业时代，从罪恶的现代城市中拯救德意志民族。然而，对于希特勒变化的审美态度，还存在一个从权力机制本身出发的解释。任何独裁政权，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建立在绝对控制的基础上。表面上看来，希特勒和施佩尔推崇新古典主义。为纳粹党员建造的农舍风格的住房以及密斯建造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帝国飞机厂，它们之间并没有共同之处，但施佩尔和密斯都拿着希特勒的小费。或许针对不同的工程选择相异的建筑风格是一种实用主义，但它同时也保证没有任何一个派别能无可挑战地宣告对德国建筑的统治。他们都必须依赖和元首希特勒的关系，通过互相倾轧、排挤，赢得一席之地。
即使是这样，希特勒在准备戏弄现代派的手法时，也掩饰不住他对现代主义运动发自内心的憎恶。他对任何文化形式都带有种族的偏见，且将为德国建设强大的民族认同作为重中之重，对于这种空想家，现代主义被公认为一种国际风格的事实并不能增加希特勒对它的好感。因此可以说，在个人口味上，希特勒对于外露钢结构、平屋顶和水平窗户的排斥，和政治倾向一样根深蒂固。
希特勒曾经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成为一名建筑师。他刚开始希望能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但由于绘画成绩不合格而落选，后来想进入艺术学院的建筑学校或从事建筑学徒，也以失败而告终。在特鲁斯特去世后，希特勒这位导师的遗孀曾邀请他继承她丈夫的事业。从希特勒存世的少量建筑图、方格纸上铅笔素描的照片以及流畅的建筑方案中可以看出，当时特鲁斯特夫人的这个提议并不是一个玩笑。纳粹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在他的书中回忆，他曾经问起过他的朋友（他对希特勒的称呼）为什么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希特勒这样回答：“我决定成为设计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对此希特勒的追随者深信不疑。1937年在慕尼黑一个专业会议上，弗朗兹·莫尔勒如此总结：“元首给了我们创造和寻找新道路的动力，而建筑，能使每寸土地上都展现出元首的丰功伟绩。因此，建筑必须承担它的政治和文化使命。”
在纳粹党高层中，对建筑有着个人偏好的并不是只有希特勒一人。《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德国籍波罗的海人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便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建筑专业。纵观历史，几乎每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上层人物表现出对建筑的特殊偏爱，譬如残酷成性的拉夫连季·贝利亚，这个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也是建筑专业出身，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无论如何建筑本身不应该因此受到谴责。事实上仔细研究一下一些喜欢写诗的政治领导人，比如制造波斯尼亚内战期间大屠杀的战犯拉多凡·卡拉季奇，还有尼加拉瓜留着八字胡的独裁者达尼埃尔·奥特加，如果像他们喜欢诗歌那样热衷建筑的倾向出现在某位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就变成了一个不祥的特征。
就像上述之人的打油诗对于真正的诗歌一样，我们似乎应该相信希特勒版的建筑对现实建筑风格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希特勒为什么没能成为建筑师？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他对细节或技巧缺乏兴趣，但这样的缺陷在当今最著名的十几位建筑师身上几乎都能找得出来。施佩尔在战后声称，希特勒如果不是才华横溢的阴谋家，一定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那时希特勒已经死去多时，施佩尔也早已脱离了旧日的阴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这句话。
更多的评论文章中将此原因归结为希特勒对同时代的建筑文化不感兴趣。当年在维也纳，希特勒好像没有注意到这座城市正处于文化动乱之中。阿道夫·鲁斯①、奥托·瓦格纳②以及约瑟夫·霍夫曼③正在引发一场革命，引领建筑走向一个新方向，也就是现代主义建筑。他看到的尽是“华而不实的环城街和老式的巴洛克式纪念碑”，这不能算是从现实文化形式视角来对建筑做出的正确评价，希特勒对建筑的兴趣更多的是用来建立他自己的世界观。正是这种妄想限制了希特勒，使他没能创造出真正的建筑杰作，当然他建筑方面的天赋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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