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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
子曰:“君子不器。”
朱熹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一才一艺而已。
这应就是孔子对请学稼圃的樊迟如此反感的原因了。孔子所言可能是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而以这样的观念反思我们的求学与治学，也是可以从中得到启迪的。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分工的越来越细密，掌握专门技术也就是把自己锻造成为某一种“器”既成为我们谋生的手段，也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君子”虽不一定“不器”，但仅仅成“器”则一定不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钱穆说:
一切知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活的人存在。否则知识仅如登记上账簿，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而世道之忧无穷矣。这是典型的人文教育观念。盖成“器”所需要的只是训练成“人”所需要的才是教育。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力倡“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也就是专科学校才只会按成“器”的要求来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技术训练，而真正像样的大学则不应以此自限。对此阐发得更透彻的是英国艺术史家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一书中他力辩教育不同于训练:训练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技能，而教育则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生活从而享受生活中更为高尚的乐趣。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崇尚理性，热爱真理，有丰富的感受能力，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贝尔看来，“只有为得到美而有意识地牺牲舒适的人”才有价值观念，选择如何生活的教育而不是如何获利的训练———也就是选择如何成“人”而不是如何成“器”，才是高度文明意识的表现。接受了这种文明洗礼的人能“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感受能力认真反对群氓本能，这样的文明决不接受像廉价处理品那样的低标准”。
“不器”的君子，正是“决不接受像廉价处理品那样的低标准”的精神贵族。
原文：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
今译：孔子说:“君子不把自己只当作一个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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