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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斯特朗开始引起公众瞩目是在1904年当他成为银行家信托（Bankers Trust）的董事长的时候。当时，摩根的亲信戴维森对日益崛起的信托公司越来越担心，这些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比商业银行更加广泛，所受的政府监管却更少，因此能够以更高的利息吸引资金。为了应付这种新的竞争，戴维森在得到摩根的授意后，于1903年也干起了信托的买卖，斯特朗成为戴维森的具体执行人。在随后的1907年风暴中，银行家信托还加入拯救其他金融机构的行动，斯特朗因此而名声大噪。
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戴维森和保罗·沃伯格找到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深谈，希望斯特朗出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这一关键职务，斯特朗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希夫等华尔街巨擎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斯特朗迅速适应了新的角色，他成立了非正式的美联储董事论坛的组织，定期聚会商讨战争时期的美联储行动准则。他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操纵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将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集中到美联储纽约银行手中。美联储系统表面上允许各地12家联储银行根据本地区实际需要，制订各自的贴现率和商业票据抵押政策，换句话说，各地联储董事会有权决定何种商业票据可以作为抵押而获得何种贴现率。到1917年，至少13种不同类别的商业票据抵押准则被建立起来。[7]
但是，由于战争，美联储纽约银行事实上只将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由于国债数额远远大于其他商业票据的总和，并且增长迅猛，很快就将美联储其他地区银行的票据抵押政策边缘化。在斯特朗控制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久就将国债确定为主要和唯一的抵押票据，从而全面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由于资助欧洲战争的大规模的债券发售，使得美国货币流通量巨减，中央银行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美国政府开始海量增加国债，美联储也以惊人的胃口吃进，巨额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如江河决堤一般扑向了流通领域，弥补了欧洲战争债券所导致的货币紧缩。代价是美国国债的直线上升，结果仅在美联储开始全速运作的短短四年（1916~1920）中，美国的国债就由10亿美元暴涨25倍达到250亿美元[8]，所有的国债都是用美国人民的未来纳税作为抵押，结果是在战争中，银行家们大赚其钱，而人民却出钱、出力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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