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的尝试》 第二部分
西学为用(3)

    到严复译述《天演论》，特别是他把进化论化约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并得到广为传播时，已经注重力并且尊西的许多中国士人很快被说服就不足为奇了。甲午兵战失败，士人纷纷寻因。《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而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盖重力尊西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有此理论，强力就成了最好的说服手段。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自然像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是成功者。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西方在改变中国人思想方式一点上已基本成功。

    中国士人一旦主动学习西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确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1891年，康有为已指出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  到1898年，传教士立德(Archibald Little)已肯定地写道：“西方思想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若比较立德的满怀信心与1869年时杨格菲的犹疑，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之大就可见一斑了。

    的确，问题并不在康有为所说的知多少西学。因为太平天国以还，出将入相影响朝政最大的几位汉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诸人，均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而且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形下，“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  如此流风所播，到20世纪初，国粹学派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故余英时先生判定：“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1911年间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

    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  一句话，中学已不能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