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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虐恋者把这种观点表达得特别充分，她说：我不能想像生活中没有对比，没有平衡，没有对立面：黑与白，阴与阳，白天与黑夜，快乐与悲伤，得意与失意。我尽量避免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我更愿意两者兼得，只要有可能。对我来说对许多问题的最佳答案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而是“是（yes)”。举例来说：
例一：你要苹果饼，巧克力糕，新鲜水果，还是要冰激淋？答：每样都来点。
例二：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答：我看在多数情况下两种因素都有。
例三：做阿波罗（男性之神)，还是做狄奥尼斯（Dionysus女性之神)？答：两个都做，或先做这个，再做那个。
“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是个双性恋者，对男人女人都爱。在虐恋活动中，我也是对在上者（指施虐一方）和在下者（指受虐一方）这两种角色都爱。”(Truscott，inThompson，33-34)
诺曼阐述了男扮女或女扮男（shamanism）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做法还算不上是一种宗教。如果说它崇拜什么，它崇拜的是男神和女神，崇拜的是富于创造性的男性和凭借直觉求知的女性。虐恋常被称为以阿波罗的方式达到狄奥尼斯状态。换言之，以控制的、巧妙的和想像出来的过程达到直觉和狂喜的境界，或用左脑的观点来引发右脑的经历。(Norman，inThompson，280）狄奥尼斯是受虐者的保护神，戴着一个微笑的面具。而尼采说过：“每一个深刻的灵魂都需要一个面具。”(转引自Cowan，125)
对于所有参与虐恋和没有参与虐恋的人来说，重要的是狄奥尼斯性与阿波罗性的对立。后者是爱情、温暖、家庭、文明、婚姻。但狄奥尼斯的性并非仅仅是另一种人体功能如排泄或吃饭。它是一种逃避，一种特殊的高境界。那种快感是一种震颤的宣泄，任何其他的满足都不可比拟。一位研究者这样谈到虐恋活动在美国的流行：“许多美国人都知道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陷于性疯狂和那么美好的性活动的原因。”(Stambolian，inDennenyetal，164)
女权主义批评虐恋活动会增强统治与服从的角色地位分化，其实这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的。女权主义是主张不应当以性别为依据来决定人的角色与作用的，而在虐恋关系中，有些男人在他们的梦想中向往的是一个统治他的女人，有些女人向往的是统治另一些女人，有些男人想做另一些男人的奴隶，有些女人想做另一些女人的奴隶，有些女人甚至想做男人的奴隶。在虐恋关系的规则中，从来没有这样一条，规定一个人和伴侣的关系是根据他或她的生殖器性质来决定的。规定是说，人们应当去探讨他们自己的幻想世界，他们自己的欲望及其实现，不管他的性别和出身背景。相互同意的虐恋活动只会增强个人自由的观念而不是任何其他观念，尤其不会是性别歧视的观念。
萨特（Sartre）在阐释热内（Genet）作品时曾指出：“臀部是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气质的隐秘所在，是他们的被动性的隐秘所在。”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全都赞成，被动性的定义是作阳具的接受一方。(Brownmiller，263）正因为如此，虐恋关系的双方总是被比附于男性和女性，施虐的一方是男性，受虐的一方是女性。因此许多人以为施虐倾向就是男性的变异，而受虐倾向几乎就是女性的同义语。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虐恋总像是隐含着对妇女解放的反动，虐恋倾向及其理论总像是妇女解放的反题。事实上，虐恋关系中有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男男关系，女女关系等多种形式。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在男性受虐女性施虐的关系中，妇女的解放取得了伟大胜利呢？恐怕不能这样说。虽然在这种关系中常常可以发现，男性把女性当女神来崇拜，男性做奴隶女性做主人，而这似乎可以被只看表面现象不看实质的人视为妇女解放的最彻底形式。由此可见，虐恋与妇女解放虽然略有重迭，但基本上不在一个论域之中。
福柯还从另一个角度谈过虐恋有助于解决性交中主动被动角色的权力关系问题，他在谈论女人的双性恋比男人的双性恋更易被人接受这一现象时讲过这样一段话：“男人认为他们在女人心目中必须是主人。他们想到自己屈从于另一个男人，在爱的活动中在另一个男人之下，会毁坏他们在女人眼中的形象。男人认为女人只有把男人当成主人时才能体验到快乐。即使对于希腊人来说，在爱情关系中做被动一方也存在问题。一个希腊贵族可以同一个被动的男性奴隶做爱，因为奴隶天生是下等人，但是两个属于同一社会阶级的希腊男人做爱时，就会成为真正的问题，因为双方都不愿对对方表示谦卑。当今的同性恋仍有这个问题。大多数同性恋者感到被动角色有点自我贬低。虐恋实际上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个问题。”(Foucault，1988，299-300）虐恋活动中权力关系的游戏化和开放性使人们不再因为做被动角色而不安，男人在女人面前也不一定非做主人不可了。福柯意识到虐恋关系在这一方面对丰富人际关系的贡献，所以对它情有独钟。
综上所述，即使从女权主义角度看，虐恋活动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传统性别权力关系也是一个颠覆。它对传统的异性恋规范是一个讽刺性的批评：如果在性活动中角色是可以互换的，那么男性的权力就不是由身体结构所决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或天经地义的了。与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相比，虐恋活动中男女同体和角色互换的实践及其理论显然是一个进步，它更富于人性，也更符合男女平等的原则。
•第二次性革命
有一种理论认为，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则进入了第二次性革命时期。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人的性活动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存在着大量的性交和乱交，而第二次性革命的突出特点则是拒绝乱交，注重保持热情和兴趣，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关系上，放在一对一的关系上。虐恋就是第二次性革命的产物和突出代表。第二次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艾滋病的发现和流行。
为虐恋做过大量辩护的罗宾（GayleRubi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关于性少数派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观点。她对性持有同福柯一样的看法，认为像性别一样，性也是政治。性被安置在权力体系中，政府及各种社会机制把性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些机制除了政府，还有法律、警察、教会和教育机制。
罗宾将社会中的性现象描述为一座金字塔，被压在这个性金字塔的最底层的性行为包括：异性癖（transsexuals)、异装癖（transvestites)、恋物癖（fetishists)、虐恋癖（sadomasochists）和性工作者（sexworkers)，如娼妓、跳脱衣舞者和色情影视摄影作品模特。一般被列为性变态的行为还有：露阴癖（exhibitionism)，观淫癖（voyeurism)，恋童癖（pedophilia）等。(Rubin，inVance，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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