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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是最早注意到社会受虐倾向的人，他称这种倾向为“道德受虐倾向”，他指出：“道德受虐倾向是最重要的一种受虐倾向，心理分析的最新观点认为，它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道德受虐倾向与性的关系不再紧密。在所有其他种类的受虐倾向中，折磨都是由被爱者施予的，都是遵从他的命令来忍受的，在道德受虐倾向中，这一因素被删除了。受苦本身就是一切，指令来自所爱的人还是冷漠的人这一点丧失了重要性。它甚至可以来自非个人的权力或者来自环境。一个真正的受虐狂总是把脸颊转向任何可能来临的打击。”(Freud，1990，285-289）在这里，重要的是关于虐待可以来自非个人的权力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性的满足退居次要地位。
在弗洛伊德之后，霍妮是对社会受虐倾向最为关注的一个人，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受虐倾向究竟是仅仅属于性领域还是涉及所有领域的基本性格结构，其中也包括性在内？她认为受虐倾向有两个要素：第一是自我贬低，感到自己很乏味、不重要、愚昧、无价值，夸张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总爱说：我不行；第二是依赖倾向，感到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存在、仁慈、爱情和友谊就无法生活，就像没有了氧气一样。(Marcus，129-130)
瑞克也认为，除性受虐倾向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受虐倾向，他认为，受虐倾向这一概念与20世纪初的含义相比已有了极大改变：过去它仅指一种性变态，现在它指称一种生活态度或一种社会行为，即从遭受折磨和陷入无力感之中获得享受。这一概念已超出了狭窄的性的范畴，变成一个非性化的概念。由于心理分析，今天人们才把受虐倾向视为一种许多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性变态。虐恋已经超出了性的范畴，形成了一种受虐倾向的社会类型，它在一些个人生活和社会群体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些现象被受苦这一阴暗的欲望所主宰。自我贬低和自我拒绝是社会受虐倾向的目标。(Reik，198-203）为什么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用“阴暗欲望”来形容受虐倾向？他们也许认为趋乐避苦才是正常的、光明的，反之则是反常的、阴暗的。
瑞克指出，受虐性格将受苦受难延及终身，有受虐性格的人们坚信，灾难、痛苦和贬低最终会得到报偿。在内心深处的一个阴暗角落，受虐者像殉教者一样想：为了在天堂里待一小会儿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社会的受虐倾向表现为激怒周围的人，致使人们用很坏的态度对待他们，以保证他们受到剥削和成为牺牲品。激怒自己又爱又恨的老板、配偶、家长、子女、亲戚等，有意激起他们的妒忌、仇视与愤怒，为自己四面树敌，这是社会受虐倾向的挑逗技巧。这种行为的原因既有童年期得不到爱，也有对更多的爱的需求。最后，受虐者得到这样一个公式：被惩罚即是被爱。(Reik，253，363)
社会受虐倾向的原因之一是人生的失败或没有达到心目中的理想目标。社会受虐倾向一般是指社会中的“失败者”，他们采取自我否定的态度，用比自己的失败应受的惩罚更加严厉的自我惩罚来达到心理平衡。一般人以为，社会受虐倾向有时会把人的精神完全摧毁。在一个案例中，一位有社会受虐倾向的男性，智商很高，家庭富有。他在少年时代受到母亲诱惑，对过于成功的父亲产生妒忌心，长大成人后，他或故意或下意识地用自己生活的失败作为武器来对付对儿子期望很高的父亲。这就是社会受虐倾向的典型表现方式。
瑞克认为，与受虐倾向相似，国家、宗教和民族群体也延迟其最终胜利的时刻，正像性受虐者在忍受痛苦时宣称快乐将临，群体经受的最深重的压迫也会成为最终胜利的信号；性受虐者所受到的羞辱相当于一些国家和宗教所受到的羞辱和贬低。在两种情形中，耻辱和虐待都会变成名誉和光荣，上帝挑选犹太人做选民就是因为他们受了两千年的苦难。(Reik，365-366)
德鲁兹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他将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加以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具有体制性质，后者则具有个人性质。在他看来，虽然这两种倾向都与权力和控制他人有关，但二者并不共处于同一空间。施虐倾向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控制，如对性行为的政策；受虐倾向则属于个人领域，是一种性的游戏。施虐倾向常常表现为群体对个人的阴谋和控制；受虐倾向则往往是个人的幻想，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把自己完全交给另一个人的意志来支配。前者是控制的性感化；后者是性想像力的自由驰骋。前者导致压制，后者导致精神的自由。前者的着装规范强调集体性和严格性，如制服；后者的着装规范则强调幻想的美学意识及伴侣的相互约定，强调痛苦和惩罚的个人化，个性化和家庭化。(Nadeau，inGroszetal，216-217）按照他的观点，施虐倾向应划入社会领域，受虐倾向则属于个人领域。
马库斯把社会受虐倾向称为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她认为，有许多受压迫的群体，它们由于种族、肤色、阶级、性别或年龄而受压迫，它们被另一些群体所统治。压迫者尽力做到使被压迫者不会过于难以忍受。任何一个统治了一定时间的权力体系都会找到最有效的保持其身份结构的工具，这就是集体的权威主义受虐倾向，又称为错误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但是，秩序有被破坏的时刻，这就是关于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体系的传言兴起之时。这时受压迫者会按照他们所受的训练对此做出反应：他们会加强法律和秩序，攻击传言的散布者，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受压迫者最怕听到的就是说他们在受压迫，不是自由人。“囚徒”无论如何要同“越狱者”保持距离。他们会这样想：我们不够听话了吗？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老鼠洞不够好了吗？你们想让人们不满意吗？这种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对造反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当关于有其他更自由的体制的传言和信息广为传播之后，在人们学会在阳光下生活之后，增强了内部的团结，唤醒了自尊，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也可以被治好，继之以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过去被用作加强压迫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反对压迫。这就要承认奴役不是自由，并且认识到自由优于奴役。但对于那些从未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来说，受虐倾向会增强，于是他们可以在老鼠洞里钻得更深些，甚至更大声地说：他们喜欢那儿。当人们选择奴役和压迫时，这就是典型的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Marcus，214-219)
对社会受虐倾向的研究和分析使人们对虐恋倾向的理解超出了个人性取向的范畴。它可以存在于某一群体、社会或文化之中。它超越了个人心理的范畴，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严酷的统治结构中，被统治者特别容易形成这种社会心理，这是他们生存的智慧，也是他们求生的手段。通过对社会受虐倾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某些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性质，它们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反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一方对另一方并不总是赤裸裸的迫害或屈从，有时也有调情和献媚。双方除了赤裸裸的敌意之外，也带有权力游戏的性质。弄懂虐恋刑讯室中的主人、奴隶关系，会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
•对权力关系的反叛
虐恋是权力关系的游戏化，也是权力关系的暂时化，使之从不可改变的力量变成可以随意改变的东西。正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虐恋活动不是把权力关系从性活动中扫除出去，而是一种性感化了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权力的运用，创造出虐恋活动的性感内容。
根据福柯的研究，惩罚权力的新技术开始于启蒙时期，惩罚的性质从专制君主的个人报复转变成整个社会对犯罪的理性的惩罚。一些人对虐恋的否定态度来自它借用了法律惩罚的模式，同时却重新安置了惩罚的权力，虐恋活动中的惩罚戏剧不是为了防止犯罪，而是为了性的快乐。虐恋活动创造了一座娱乐性的权力关系的剧场，将惩罚的权力从理性的自然法规的产物转变为社会的非理性产物。
福柯强调，虐恋中的统治是为了创造快感，而不是个人或政治的屈从形式。他说：“虐恋活动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它与社会权力的差异。权力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由制度固定下来的策略关系，因此在权力关系中，变动是很有限的。权力像堡垒一样，非常非常难以去掉，因为它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如今普及于法庭、法规等机制中。这一切意味着策略关系变得很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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