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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统计分析进一步表明，在爱与性的关系上存在着性别的差异：女性相信爱应当成为性的理由的程度超过男性。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绝非本质主义的生理决定论所能加以解释。别的不说，至少在许多社会中一向存在的男女双重标准（男性可以有多个性伴，女性却必须保持忠贞）会对男女两性对性与爱的关系的看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女性会更遵守单一性伴的规则，从而显得更重感情，而男性则能够较少受到单一性伴规则的约束，从而显得更加为性而性，而不是为情而性。有人甚至为这种男女的双重标准找到了所谓解剖学依据：精子有多个，卵子只有一个，因此男性就有找寻多个性伴的冲动，而女性只是守着一个对象，等待怀孕。虽然这种解释听去过于玄妙，像是信口开河，但是男女的双重标准却是统计的事实。当然，以爱为性的主要理由绝不是女性独有的看法，而是所有现代人的共识。
性的第三个意义是为了肉体的快乐。由于避孕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生育与性的分离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实践。因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殖已不再是人类性交行为的主要理由，我们进一步认为，性快乐的经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
如果说性仅仅是为了快乐，仅仅以其自身为目的，那么不但生殖目的不复存在，就连爱的目的也没有绝对的必要了。爱会导致长期关系，性却可以是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它可以是一种游戏，是对身体快乐的单纯享受，是一种单纯的感观经验。持这种观点的人宣称：随着人们不再必须将性与婚姻生育联系起来，我们对性不必再那么严肃，我们可以更随意更轻松地享受性快乐。以性为单纯的感观快乐的观点在现代越来越流行，虽然在艾滋病出现后，这一潮流受到挫折，人们的多性伴行为方式有所改变，但是由于生殖与性活动的疏离已成不可扭转之势，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把性当作纯粹的感观享受。
恩格斯当年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家庭和婚姻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生育合法子嗣以继承家庭的私有财产。按照恩格斯的逻辑，在生育动机分离出去之后，家庭和婚姻就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性的确可以是一种单纯的感观快乐了。
性的第四个意义是为了延年益寿。这是许多古代社会特别是东方古代社会的性观念。中国古代的养生观就包括这样一些观点：性可以延长寿命直至长生不老；对于男人的健康和寿命来说，处女价值特别高，尤其是月经未来潮的14岁少女，最好在14或15岁到18或19岁之间，不可超过30岁；与童男交合同与处女发生性关系一样可以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有多个女性性伴侣对男性有益；关于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的观念；关于精液宝贵、还精补脑的思想等等。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性观念中，性的繁衍后代和延年益寿这两个目的是同样重要的。
阿拉伯人也从保健的功能来看待性活动，有学者指出，说阿拉伯人在世界上所有的快乐中最喜性交，一点也没有夸张之嫌。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它都是共同的最大快乐，是对日常烦恼的忘却。男人女人都喜欢这一活动，据说它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就像骑马一样”。
性的第五个意义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为了维持生计。性的商业化从古至今一直是某些人的实践。卖淫业一向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职业。这种情况发展到现代，性工业在一些社会中已经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色情行业包括各种性的夜总会、脱衣舞男舞女、卖淫娼妓、陪伴业（escort)、色情出版业、色情影视业等等。性活动成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生活来源。
除了上述行业的从业人员之外，按照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批评，它是“两个卖淫合成一个道德”。由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中存在着财产关系，女性靠提供性服务换得家庭生活的保障。按照恩格斯的逻辑，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关系与卖淫的区别仅仅是批发与零售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性的商品化，都是以性换取生活来源。如果恩格斯的逻辑成立，以性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就不再是少数娼妓的越轨行为，而是社会上许多“体面”阶层的人们的正常行为；就不再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是社会规范本身了。
性的第六个意义是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有学者提出，性并不是仅仅为了肉体快乐的活动，而是人的交流活动。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起到缓解群体内冲突、维持群体团结的作用。
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发现，有时动物的性活动可以起到缓解群体中紧张关系和冲突的作用。对倭黑猩猩的观察表明，在喂食期间它们的性行为会有所增加，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争夺食物的冲突。在雄性倭黑猩猩中，性还被用来作为攻击性行为之后的友好表示。在海豚中也发现了在喂食期间性行为增加的现象，以此缓解争夺食物时的冲突。对倭黑猩猩的研究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即海豚争食时性行为的增加是为了防止攻击性行为。
人类是否也会以性作为避免冲突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有调查表明，解决多位情人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靠辩论，而是靠性行为。一项对美国“地狱天使”摩托团伙的研究发现，每个加入这个团伙的女性必须和所有男性成员性交。同样，在许多部落民社会中，用妇女做交换是谈判中常有的内容。性在降低社会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以保持协调一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都表明，性活动可以起到防止仇恨和平息社会冲突的作用。
性的最后一个意义是为了表达权力关系。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性就成为权力的象征。在当时，性活动的伴侣分为两类，不是男性和女性，而是统治方与服从方。有权的男性是统治方，他们的性对象是各种无权的人——妇女、儿童、外国人和奴隶。因此，一个男性主人并不会因为同一位男性奴隶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而丧失体面，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性活动中成为性行为的被动方，却是一种丧失身份的做法。这一点令人想到我国历史上皇帝的男宠：皇帝绝不会因为与男宠的同性性活动而丧失尊严，这种关系一点也不会伤害到皇帝的权力，而这恰恰是权力的表现。在民间也是一样。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与少年性交并不会影响到他的男性身份和形象，他也并没有因此被看作一位同性恋者。他和少年的关系同他和那些女人的关系一样，都是男权制权力结构的反映。
正因为性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意义，才会有差异巨大的性规范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当中。在这里，最要紧的是不可以把性的规范当作是一种通用的、固定的、“自然而然”的东西来看待，而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部性、可塑性和“人为”性质。各个文化和社会中的性规范是由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严格说来，我们不应当对各不相同的性规范做出对与错的评论。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每一种性规范的形成都有它自身的逻辑，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有它的功能。时过境迁，这种促使它形成的功能也许早已丧失，可某种性规范仍会作为一种风俗保留着。在社会研究中，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评价某种风俗、某种行为规范的是与非。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盛行的女性阴部环切术，无论从人权角度还是女权角度，都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风俗，应当加以改变。印度的烧寡妇和中国的裹小脚也属于同类问题。然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却使这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逻辑大大复杂化了。这种理论提出：现存的这种评论是非的方式是西方殖民者宗主国思想方式的产物，它倾向于将某种落后的风俗当作殖民地文化的全部，而他们强调这种风俗的目的是要说明：西方的殖民是先进的，有道理的；殖民地是落后的，愚昧的，它的被侵略是有正当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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