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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流比超过50%的情况下，每两次怀孕就有一次是不生育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的性交根本就没有导致怀孕了。普遍的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使得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性规范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生育不仅不再是性的唯一目的，就连性的主要目的都算不上了。从为生育的性活动在人类全部性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来看，生育在所有的性目的中只能算作很不重要的一种了。
因此，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有三种最主要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第一种仍坚持着以生殖为性的唯一合法理由的规范，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有着较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旧把性看作自我放纵和罪恶，对他们来说，只有为了生殖的性才是正当的。第二种性规范认为，性是爱的需要，对持有这种信念的人们来说，爱与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爱才能有性，没有爱的性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性规范的。第三种人认为，性的目的是娱乐，性仅仅是人生多种快乐的来源之一。上述三种性规范又可以被概括为：以生殖为主；以人际关系为主；以娱乐为主。
有人将后两种现代性话语分别命名为浪漫性话语和随意性话语。浪漫性话语是把情感和长期关系当作性的条件的观点，这种话语与一夫一妻制、配偶制和家庭生活有关。随意性话语是指以性本身为目标，将性视为个人的，而不看重伴侣关系。随意性话语与吉登斯的“爱的会合”这一概念相似。他指出，这种爱情是由“可塑的性”和个人生活的民主化而来的，它与20世纪女性地位的改变有关。相互的性满足是新型性关系的核心，持久的忠诚关系变得不再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无兴趣话语和掠夺性话语。无性趣话语是表明对性完全不感兴趣的话语，例如说“我对此事基本上毫无兴趣”。掠夺性话语则是传统的男性气质的性态度，在这一话语中，一个男性的性伴侣数量与他在同伴中的声望成正比。随意性话语与掠夺性话语有相似之处，但有两个主要区别：其一，在随意性话语中，性活动的价值在性本身，不是为了向同伴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其二，这种性活动最理想的境界是女性与男性起同样的作用，她们也可以为自身的性满足主动提出性要求。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性的规范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例如：夫妻感情联系的增强；邻居亲属的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以童年为生命周期中需要特别对待的时期（反对使用童工)。自19世纪以来，上述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对于现代性观念影响最大的是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性革命”。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场所谓的“性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的论据是：80年代一些调查表明，年轻人的性价值观和性行为模式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一般看法是，在50年代及以前的年代，社会的性规范相当严厉；60年代和70年代这20年，西方的确经历了一场性革命，主要是性规范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等等；自80年代出现艾滋病危机之后，传统规范回潮，人称“黑暗时代”，因为人们全都穿黑衣服，在同性恋社群中，几乎没有人没参加过正当壮年因艾滋病去世的亲友的葬礼；到了90年代，一种新的性规范正在形成，其主要特征一个是“安全的性”，另一个就是女性性权利的崛起。
目前，关于性规范问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潮流，一个是保守观念的回潮，另一个是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性观念的抵制。
保守观念的回潮在西方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正是艾滋病刚刚被发现的年代。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流行起到双重作用，一个是传播了与60-70年代的性观念，另一个则是重新导致了性焦虑，其中最明显的是同性恋恐惧症和假道学观念的回潮。宗教界和右翼人士发起对70年代性革命的全面反攻，声势浩大。例如，90年代末，美国人重申家庭价值，成千上万的男性参加了“许诺”运动，许诺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回归家庭价值，当然是传统男权制意义上的好男人。这一运动尽管遭到女权主义的强烈抨击，也令许多自由派男性所不齿，但仍不失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潮流。
保守派的梦想中的世界是一个从未发生过性革命的世界。这种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作为性革命发生前的典型社会形态，可以以爱尔兰为例，在那里，堕胎、同性恋和离婚至今都是非法的。一位女性这样讲到西方性革命前的生活和人的感受，她说：“50年代十分可怕，我们十来岁时是饥渴的一代人。50年代对于女孩来说尤其可怕。它极其严酷，尤其是在像卡里索（Carkisle）这样的地方就更严酷。我们如饥似渴地排长队看好莱坞的电影，对快乐充满渴望，渴望过上我们想过的那种生活，而你只能在电影中看到这种生活。我们的生活中什么都没有，真是严格节制到极点，比父母在战前的生活都不如。”
在当今世界，在性的问题上，保守派的力量仍旧十分强大。虽然社会对于性想像已经变得相当宽容，但是对性行为还是有着许多的禁制，有些性规范甚至相当严厉。人们总是被告知可以有性自由，但是实际做起来既困难，又昂贵。对性最常见的约束就是认为它只应限于婚内，而一切在婚姻形式之外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仍然被保守思潮视为越轨的行为，应当受到像艾滋病这样的灾难的惩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潮流是后殖民主义反西方思潮的潮流。非西方民族开始重视它们自身的文化，抵制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盘接受。只是接受西方那些好的东西，同它们自身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有些极端分子鼓吹全盘抵制西方文化，历数西方文化中的种种阴暗面，例如种族主义思想、毒品、犯罪、放荡、离婚等。这些人希望倒转时钟，回到殖民时期之前。
总之，西方化和抵制西方化是当今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性规范这种文化因素很重的领域尤其如此。西方有很多问题，东方有自己的优势，在西方社会因艾滋病危机而受到巨大挫折，否定自身的性价值、性规范、性观念时，东方的一些性文化、性规范显示出某种优越性。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独立的思考，以便使性的规范向有利于人性自由的方面转变，而不是相反。
*选自《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与参考书目：弗兰德林•阿利斯等编：《西方的性，过去与现在的实践与观念》，巴索.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5年。
海特菲尔德等：《爱与性，跨文化观念》，艾伦与贝肯出版社，1996年。
海德：《理解人类性行为》，麦克格罗希尔出版社，1994年。
龙一吟：《中国古代性学集成》，八龙出版文化服务有限公司，1991年。
阮芳赋：《中国的性，中国文化的性学研究》，普莱农出版社，1991年。
斯泰希：《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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