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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希是如此分析共产党禁欲主义的原因及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禁欲主义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因为党要同反共宣传做斗争，而且从它的自身利益出发，也有必要保持严格的性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对女性有利的政策。党认为，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自由恋爱的道德标准会进一步剥削而不是解放妇女，妇女是双重标准的受害者。事实上，农民妇女在这一方面比党还要保守。妇女协会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体面’的农家女拒绝参加组织，因为它吸收‘破鞋’入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严厉的性规范也反映出它借用传统的、父权制的农民价值观的意图。”(斯泰希，第187-188页)
除共产党的禁欲传统的影响之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并未退场。它对人的压抑依然存在。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禁欲，但节欲的观念与禁欲的观念也有相当合拍的一面。在近几十年，革命团体早年的禁欲主义同中国社会中固有的节欲观念融和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清教色彩，这一点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顶峰。虽然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宽松的趋势，但是从社会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方式中，还是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性规范的痕迹，有些刑法的规定和案件的处理显得相当荒诞。后文对这种情形有详细讨论。
•性规范在现代的变化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Terence，公元前185-159年，转引自Katchadourian，384）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Kinsey）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规范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现代人的性规范与性学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关于性学的创建日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在1844年至1886年间，以两本同名书为其标志，一本是凯恩（Heinrich Kaan）的《性心理学》，另一本是艾宾（Krafft Ebing）的《性心理学》。第二种说法认为，性学的兴起是在1922年至1948年间，其标志是1922年瑞奇（Wilhelm Reich）发现他称作“快感力量的真正性质”，以及在1948年及随后金西出版他的两部性学著作。
有性学专家将艾利斯、金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称为性学的三个里程碑。艾利斯是第一个公开表达出对性的肯定态度的人。他的两个主要贡献是：第一，承认了女性性欲的存在及性快乐对于男女两性同等重要；第二，扩大了合法性行为的范畴，扩大了对异常性行为尤其是同性恋行为的容忍度。艾利斯认为，像虐恋这样包含了统治与屈从关系的异常性倾向与正常性行为仅有程度之别，性咬就是中间状态的一个例子。这一“科学”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性行为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具有生理的根源，因此天然存在于一切性形式和性快感之中。推而广之，所有的正常性行为与所有的反常性行为之间的区别也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区别。他的这一观点成为此后性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性学的一个主要立场就是反清教主义传统。它把性视为一种自然的功能，认为人应当拥有自由表达自己性本质的权利。它激烈地反对禁欲、节欲、禁制和压抑，批判维多利亚式的假道学，批判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美国和西欧，性学研究使性生活开始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宗教的、道德的领域降低到纯粹私人行为的领域，降低了控制性表达的间接社会手段的控制程度，如法律或其他非个人的第三方对个人在私下场合的行为的干预。
从西方的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年，对于被允许和不被允许的性行为的界线划分带有明显的传统因素，比如把性行为划分为正确与邪恶、美德与罪恶、神性与兽性的对立。性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道德领域（注重美德与邪恶）转向肉体或精神健康的领域（注重健康与变态、成熟与不成熟、正常与反常之间的对比)。社会学则对人类的性活动做出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有更多形式的行为被列入得到社会性行为规范允许的范畴。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性行为也受到了更严厉的社会控制，如强奸、性骚扰和性虐待等行为。
在20世纪的7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中的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的性革命使西方的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而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控制方法的发展。过去，未婚青年很难得到生育控制工具，只能靠体外射精。少女会因“道德危险”受监护。70年代的社会变迁已经在性的领域造成了这样一种二者择一的态势：究竟是鼓励青少年采用避孕措施，还是完全禁止青少年的性活动。因为后者已经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按前者办。
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规范的主要因素就是生育与性快乐的疏离。目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已婚妇女的避孕率已达到83%，有的地区更高达90%以上。虽然这个比例在世界上算是高的，但其他国家也有相当高的避孕率和绝育率。英国1978年人口调查表明，人们对绝育的态度已经大有变化。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已婚夫妻在妻子35岁时做了绝育手术。一项由牛津大学所做的样本容量为17032对夫妻的调查表明，绝育手术中男方绝育占三分之二。男性绝育手术简单、便宜，成功率也很高（成功率约为99%)。虽然罗马天主教会认为绝育是罪恶，应当“绝对禁止”，但仅在英国，每年就有超过10000例的绝育手术。
即使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在有些国家，平均每百次怀孕的人工流产比例竟能高达55%，如下表所示：
世界各国人工流产率
国家 年人流数 人流率 人流比
澳大利亚（1988） 119900 16.6 14.7
保加利亚（1987） 63600 64.7 31.4
加拿大（1987） 1039450010.2 3.0 13.5
中国（1987） 588400 15.3 27.0
印度（1987） 15500 53. 24.9
以色列（1987） 191500 38.8 29.7
意大利（1987） 497800 19.8 2.2
日本（1987） 528000 16.2 25.7
韩国（1984） 34700 18.6 43.0
瑞士（1987） 6818000111.9 28.0 54.9
(前)苏联（1987） 1588600 14.6 8.2
美国（1985） 170600 20.4
越南（1980） 63200 50.7
注：人流率(abortion rate)，每1000名15-44岁女性中的人流数。
人流比(abortion ratio)，每100次怀孕中的人流数。
(海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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