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七八个诸葛亮

    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袁氏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表现得极为谦恭，当面夸奖孙中山先生

    “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也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他们一共交谈13次，其中还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小插曲，被名记者黄远生称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第二次做总统，好让袁放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早在1912年5月5日，年轻的报人邵飘萍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已洞察“共和”的名不副实，他在杭州《汉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共和大舞台。

    某处开一戏馆，名曰共和大舞台。

    各省之能戏者，闻之趋之若骛。

    各地之能听戏者，趋而望之如岁。

    奈能戏者多。面稍白者，皆争为旦。喉稍响者，皆争为净。即至副末，而每席争者亦以十数。虽添设种种名目，仍不足以位置。于是空城计上台，有诸葛亮一齐出现者七八人。听戏者莫不大骂‘狗屁共和’而返。”